现实的鞭笞与时代的讥讽

——读唐曾孝先生的《陪酒王》

唐曾孝先生，我熟悉已久，大约是在1984年左右，就听说其名。他当时身为《湖南日报》永州记者站站长，常在有关报纸的显要位置上读到他的文章。尔后，他的报告文学作品集《浮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长篇记实文学《芝城烟雨》（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以及散文集《暖流》（湖南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更奠定了他在潇湘文坛上的夯实基础。退休后，一心从事纯文学创作，且还很有收获。其在《小说月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陪酒王》于2002年4月获《中国作家》杂志社优秀小说一等奖，这对于唐曾孝老先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惊喜，同时也让我们这些操笔为业的年轻人深感汗颜。

纵观唐曾孝老先生的作品，其最大的特色是对主流文化的彰显与凸现，对社会正义的张扬与对良心道德的叩问。《浮沉》中通过农民企业家管兴友的坎坷旅途，道出了中国社会革新之路的艰难。《哲学巨星的陨落》里与其说是对李达晚年坚持真理不屈权贵精神的褒赞，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论的抵击与批判，不如说更是作者唐曾孝先生内心深处的一种刚直秉性的写照，一种凛然正气的渲泻。《暖流》里以一种朴实的笔调对1989年湘南道县一带特大旱灾一事进行了纪实性的报道，体现了干群之间的一种鱼水情，体现了炎黄子孙间的一种向心力。他曾于《作者小传》中自我介绍道：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浪迹闹市僻壤，遨游异国山河，跻身官兵之间，……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了通讯数百篇；发表散文、特写、报告文学上百篇，出版文学作品集3本，主编《永州之野的传说》等两部。其阅历之广，笔耕之勤，成果之丰，著述之多，在其同龄的记者中，也许是不可多见。

下面，就《陪酒王》的阅读情况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不妥处，请同仁教正。

一

也许是其记者职业的原故，标题一般都非常抢眼，有一睹而不可忘却的魅力，如《插上了翅膀的女人》、《“风险”厂长历险记》、《山沟里的“太阳神”》、《脱壳的月亮》等。其中篇小说《陪酒王》也是一样，略带夸张式的标题让人产生欲读的兴趣与猎奇的渴望。

大家知道，凡冠以“王”称的，大多是些非凡人物。如“拳王”泰森，“球王”乔丹，等等。在国外，“王”者虽然风光，但其路多半艰难而坎坷。可是在中国却不一样，千百年来，崇拜的是“胜者为王，败则为寇”的信条，无论是“引车卖浆”之流，还是“杀猪宰牛”之徒，只要登上“王”位，一阔脸便成了雄居庙堂之高的真命天子，仿若不再是尘俗中的凡夫。五四之后，“王”朝被打倒，“真命天子”已不复存在，然而，“王”在人们潜意识里，雄风依然存在着。因此，举目四望，在我们的周边，只见“王”字的旗号满天飞。从“TCL王牌”彩电到“芙蓉王”牌香烟，从“东北王”的地霸，到“广西王”的贪官，从“皇”家舞厅到宫廷食品，从朝廷逸闻到帝王影视，无不在做“王”字文章。

今日，读到唐曾孝先生的《陪酒王》，冥冥之中，仿若当下“王”族又添一新员，但是，细细读来，才知其字里行间，渗透的多是一种对当下社会的讥讽与调侃。

陪酒员王保原本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其最大的缺点也就是好酒而已。其实，在历史上，好酒之徒无以数计，比起阮藉、刘伶之徒，李白、东坡之辈来，王保的好酒也实是算不上什么，仅不过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生理需要。他没有以酒酤名的欲念，也没有借酒浇愁叹慨，更没有对酒吟咏的雅兴。然而，竟是在这样一种平静的心态中，酒却给王保一家带来了莫大的愁苦与意想不到的喜悦，使得他的生活跌宕起伏、悲喜莫辨。首先是因一次醉酒，误入女厕而引起诽闻，进而遭致失业厄运。下岗后的王保虽曾“背着雨伞到处寻事干”，但东奔西突，一年下来，“仍未寻到一个称心的活路”。生活逼得王保像乌龟闷在坛子里一般，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走到镇上看手相、擦皮鞋为业。日子一落千丈，过得十分艰难。但是，恶梦醒后是早晨。正当王保穷困潦倒，揭不开锅的时候，天上向他掉下了大饼——万万没有想到镇上因招商引资办厂的一个偶然机遇，他饮酒的海量派上了用场，被镇里的程秘书举荐成了镇上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陪酒员，使得萦绕心头的衣食之愁得以排解。作为一名陪酒员，王保是合格的。他不仅酒艺高超，酒量惊人，而且俗语丰富，言辞诙谐，深得客户与领导的赏识。可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世界总是这样，福兮祸所藏，祸兮福所依。任何一件事总有利与害的两个方面，欲求利之最大，其获害也甚深，也许这就是哲理。也就是说，常在河边走，必然要湿鞋，这是不可避免的。王保的陪酒差事，虽然有免费吃喝之优，但也有烂醉之险。不出所料，未及两月，便在一次陪酒中因严重超量而晕死路旁。历经领导多方叮嘱，医院全力抢救，才保全了性命，可此时的王保也只能是成植物人一个。后来，又让人惊奇的是，在现代医术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却被一乡间郎中救活了过来，真是奇迹。大难之后的王保，可谓是检了一条性命。照理说，经过这样的波折，本该是痛改前非，好好反省了。让人难以理喻的是，王保不但没有戒酒，反而在家门口挂起了一个赫赫显目的招牌——“陪酒专业户”，继而进城创办“陪酒公司”，打出举办“陪酒员培训班”的广告，两个月内，培训了数百名在全国走俏的陪酒员，同时也为市里吸引了不少沿海客商，使地方财源有了较大的改观。从而，王保也因此而成为“新闻人物”，不仅被选为“喝酒协会”主席，而且还荣获“五星酒仙”的技术职称。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又无处不是现实的写照。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当下社会，出现一个王保，本不足为怪。但是，王保的陪酒公司能那样红火，却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层次的品味与咀嚼。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的确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乃至农村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但是，在这繁荣的大景观下，在中国农村仍有数以万计的适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享受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权利，仍然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老穷边区的人们生活在饥寒之中；在城镇，下岗职工逐年增多，据资料表明：目前失业率已达4%以上，其实际比率也许还要大大高出这一数字。照理说，我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国民还不富有。可是，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上，每年花掉的公款多达数千亿元。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居然还能喝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先进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幽默。大吃大喝之风，中央在多年前已三令五申，明文禁止，然而，在职能部门中却仍然一如既往，有恃无恐，照吃不误，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吃喝，《陪酒王》有一条很精彩的民谚：“革命干部真正累，天天喝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财政年年亏”；“你也醉，我也醉，大家医院来相会，反正喝酒看病是公费，亏了人民和社会”。也许从这一民谚中我们能咀嚼出些原因来。

二

小说写得生动与否？是否感人？其细节的描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处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物的德性与品质，也最见作者的功力与才识。如《红楼梦》里，宝玉与琏儿、瑞儿等人，虽然同是好色，但是，宝玉给人的是一种高尚的流于心灵深处的情爱，而琏儿、瑞儿给人的却是一种无法启齿的淫秽。其原因就在于各自的细节描述上的差别。宝玉的坦荡无私，宝玉的光明垒落，宝玉的纯洁无瑕与一心邪念的琏儿、瑞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形成两股难以调和的巨浪，交替地将美与丑、善与恶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从心底里产生一种对美的向往与对丑的憎恶。

细节是构筑小说基本单元，是小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精美的细节，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之水的洗涤，才能给人以阅读的快感。

在唐曾孝先生的文学作品里，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记实文学，抑或是小说，他都非常注重于故事的细节处理，并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许与唐曾孝先生那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

在《陪酒王》中的许多故事细节不仅生动鲜活，而且让人拍手称奇，莞尔一笑。譬如在张老板已言明有些醉意不宜再喝的情况下，陪酒员王保深知此时已不能再生硬地去劝酒，否则，就会给自己难堪。于是，灵机一动，使出一个小聪明：

他盯住张老板的脸，急急地说：“张老板，有个蚊子粘在你的鼻子上，快打死它。”

张老板立即丢掉烟头，举手“拍”地一声朝着鼻子打蚊子，重重地揍了自己一耳光，缩回手一看，没有打着什么。

王保寻缝下针，说“你知道自己的鼻子在那儿，怎么说喝醉了？”

这一恰如其分的插曲，如一付强效的兴奋剂。不仅让王老板听得舒服，找到了一个回旋的余地，也给自己留下一个向王老板继续敬酒的借口。仿若良将攻城，运筹于掌股之间，制胜于千里之外。谈笑之中，樯橹灰飞烟灭。让读者不能不哑然而叹，拍案惊奇。

关于故事细节方面，最有风味的要算是对王保好酒的描述。在王保的生活中，酒是他最为钟爱的朋友。他对酒的渴求几乎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不分春夏秋冬，一天三餐唯独不能缺的就是酒。一般人都认为酒得细抿慢饮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而王保却别有一番理论，认为“喝酒也要看场合和时间。平常在家里喝酒，要慢慢抿，可以抿出味道来；宴会上抿酒，是喝不到酒的。酒少的时候抿，喝得久，滋味好；酒多的时候必须倒，让其在肚子里慢慢品味。”为了能多喝到酒，王保炼出了一手倒酒的绝活，即通常是“脑壳一扬，嘴吧一张，酒杯一翻，一杯酒‘哗啦’便倒进了喉咙，而酒杯竟不要挨到嘴唇”。可见，其饮酒的技艺是何等的绝妙。

王保不仅练就了“倒酒”绝活，而且其“耍巧”之事也非常特别：

人说王保爱耍巧，巧又耍得特别。……比如摆在他面前的酒杯小了，他不说换个大酒杯，而是说我不能用这种酒杯喝酒。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知道我习惯倒酒，拿这个杯子倒酒，那杯子不要倒进喉咙里去。人家笑笑给他换个大酒杯，他得意忘形地还一个笑。如果没有大酒杯换，他便变个手法。自己那杯酒倒完了，看到同桌人的酒只抿了一口，他喉咙里像伸出手来，抢喝人家的酒又不好意思，便耍个花样，他悄悄地将自己喝完的空酒杯放到那人面前，装糊涂地说：“我的杯子怎么走到你这里来了。”说着，他伸手抓起那人的酒杯，又哗啦倒进了自己口里。叫斟酒的人立即斟满两杯酒，生怕斟慢了壶中的酒落了底。

关于王保变法样抢酒喝的行径，唐曾孝先生在其后的猜拳一段中刻画得更详细。按常人的习惯，猜拳总是想让对方多喝上一杯，而王保却不一样，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喝酒：

王保猜拳更有趣，他总是后出指，让自己输酒。有时出指有错，自己赢了，该对方喝酒，他却不让，假意抱歉陪礼说：“对不起，刚才这拳是我作假耍巧，不算数，重新来。”直到对方赢了，自己喝了酒为止。

王保在外面如此，在家里也是一样，妻子兰英为了让其戒酒，与他订下君子协议。可是，未过几天，其酒瘾发作起来，如同鸦片鬼一样，口里淡得难耐，只好直吐口水，四肢无力，脚手发颤，难忍时，一天几次搬出空酒缸子，“将鼻子对着缸口，伸长脖子作深呼吸”。

唐曾孝先生笔下的故事，就是这样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细节的迭加，将王保好酒、抢酒、豪酒、贪酒的心态层层推进，表露无遗，达至极致。

三

唐曾孝先生的《陪酒王》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作家》杂志社的大奖，除了其故事情节的离奇与调侃话语的独到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表现在他对文化的把握。

在文化方面，他突出了一个“酒”字。大家知道，酒，在中国文化中是具有极为丰厚的底蕴的。自从杜康首次制出这种形似琼浆，貌似玉液，而性同烈火的无色液体之后，它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而且还融入到了各民族的文化之中，并使此成为文化之园中最为璀粲的一朵鲜花，因此，在辞书里，与酒相关的俗语非常之多。如“酒逢知己饮”、“酒醉心里明”、“醉翁之意不在酒”、“酒色财气”、“酒色之徒”、“酒池肉林”、“酒囊饭袋”、“酒食征逐”、“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等，不一而足。许多人把酒视为穿肠毒箭，但是，送往迎来，无酒却又不成礼仪。于是，无论是他乡故知、金榜第名、洞房花烛式的大喜；抑或是仕途落寞、亲朋远去、孤旅天涯式的悲秋，酒都是不可或缺的，它既可以增强喜庆的氛围，也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

我们随手翻开中国的文学史册，飘飘而来的便是一种浓郁的酒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酒好像成了戎马倥偬的曹操将军的最佳知己；“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酒成了刘伶的最佳伙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去换美酒”，酒已变成了李白的第一渴求；“祗树西阳亭，共倾三昧酒”，酒成了柳宗元的排忧良药；再从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清代沈德潜的“湖海飘零一杯酒，渔樵收拾百年身”，再到“一壶浊酒喜相逢，惯看秋月春风”，等等。酒与文学相伴而生，源远流长。

在唐曾孝先生的作品中，无论是《阳明山的树》、《歌为媒》、《瑶寨唢呐声》，抑或是《陪酒王》，其流畅的文字中，都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底蕴，让人感受到一种浓烈地文化的氛围。特别是《陪酒王》中串插了20多首酒民谣和10来个精彩的酒故事，从而，使得整个故事环环相扣，意趣盎然。请看其中的一段对话：

张老板说：“不是耍巧，一杯两好。”喝了个半杯。

王保说：“你是不是能喝一斤喝半斤，老婆在家放得心。”

“老婆管得着？”张老板说：“酒是个怪东西，少喝能提神，多喝会伤身。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

王保说：“喝多喝少要喝好，能喝不喝也不好。”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似乎感觉到了已不是一种简单地为饮酒而饮酒，而是在进行一种智慧的较量，一种文化内力的角逐。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已乐乎？”如何去乐呢？许多民族都有向友人敬酒的习俗。如蒙古草原，贵客来家，首先是献酒三碗。在南方，虽没有进门献酒的习俗，但是，在宴席上，酒却是不可缺少的，并总是希望客人多喝上几杯，乃至酩酊大醉方肯罢休。于是，有人将劝酒过程常常分为“四语”：其一是，朋友相会，亲热无比，把盏交杯，话语亲密，这叫甜言蜜语；其二是，几杯下肚，不觉飘然，平时的清规戒律忘之脑后，于是，豪气凌云，这叫豪言壮语；其三是，豪言过后继续把盏，一定是胡话连篇，这第三境叫胡言乱话；其四是，醉语过后，杯盘狼藉，地不知东西，天不分南北，昏昏之中进入到沉默状态，即不言不语。而在饮酒过程之中，其言辞最为精彩、花样最为新鲜的也就是第一境界——甜言蜜语状态。

王保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在陪酒的技艺上却是一流的。他不仅甜言蜜语说得你心花怒放，而且举首投足也都恰到好处。其浮而不滑、拘而不谨的仪态，让你感到亲热而又很有分寸。譬如：他的一次“鼻饮”的表演：

他说：“饮酒有群饮、冷饮、热饮和鼻饮四种方法。现在懂得‘鼻饮法’的，全国已是凤毛麟角了。”他边说边拿来一根饮料吸管，塞进鼻孔里，表演起来，顿时发出“丝丝丝”的喝酒声，一下子便把一杯酒吸干了。停了停，他又斟了一杯酒，如法炮制，走到宴席外的阳台上，脑壳一抬，吹一口气，酒从口里喷出来，喷得天空雾气腾飞，在太阳的照耀下，映出五彩缤纷的彩虹来。

我们在生活中只听说过有“鼻烟”的，从未听说过有“鼻饮”的。王保的“鼻饮”表演实让我们长了见识。

其次，对文化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社会的关注。因为对丑陋习俗的讥讽源于对世界的关爱，对阴暗邪恶的针砭，始于对人间正义的呼唤。鲁迅先生的杂文之所以常被人誉之为“是投枪，是匕手”，其原因是他坚定的站在人民的一边，用智慧之光洞见了人间的沆瀣与黑恶。在唐曾孝先生的小说中，之所以写得成功，原因也正在于他对当下社会的关注与对文学之道的求索，从而在诙谐的话语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生命本真的体验，是一种浩然正气的张扬。

总之，读唐曾孝先生的小说是一种愉悦与享受，他没有传经布道式的教化，也没有过分深沉的痛苦的压抑，娓娓道来的皆是些欢快而轻松的茶余饭后的故事，而在这平淡轻松的故事里又不乏唤起人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层思考。这也许正是他的成功之道。

刊于《潇湘文学》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