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途非所任

——对柳宗元《行路难》的解读

（一）

《行路难》一诗，作于贬永之后，已成定说。但究竟何年所作，众说纷纭。王国安于《柳宗元诗笺释》中认为：此词与《笼鹰词》、《跂乌词》诸作，虽用寓言之体，然词旨悲愤，显以自况，当为初贬之际所作，即系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关于王国安的这一观点，应出自韩醇，因韩醇于《诂训柳集》卷四十三曰：“三诗皆意有所讽，上篇谓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如北方之短人，亦足以终天年，盖自谓也。中篇谓人才众多，则国家不能爱养，逮天下多事，则狼顾而叹换可用之材，盖言同辈诸公一时贬黜之意也。下篇谓物适其时则无有不贵，及时异事迁，则贵者反贱，犹如冰雪寒凛，则侯家炽炭无不贵矣。春阳发而双燕来，则死灰弃置，无以用之。盖言前日居朝而今日贬黜之意也。当是贬永州后作。”但是，零陵师专何书置先生经过考订，认为《行路难》三篇诗作并非是贬永初期心态的写照，而应是元和五年后所作。原因有三，其一是诗中“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所寄寓的是贬永后期的生活、思想感情；其二是“爱材养育谁复论”句，与《冉溪》诗意相同；其三是“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也是贬永后期的思想感情的观照。此外，叶树发于《柳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将此诗列为元和七年左右所作。

纵观柳宗元的心路历程，永贞元年的九月，对柳宗元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九月，在这个九月里，他成了一只身负重伤的水鸟，从权力的高空跌落而下，从一位改革的勇者眨眼间沦落成为朝廷贬谪流放的囚徒，从此，春风得意的仕途便成了梦中的幻影，悲惊凄惨的厄运便不时降临身边。

这是大唐历史上的一个灰暗的九月，在这个九月里，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无奈地带着家眷行囊，仓皇离开了那曾让他大展才华的京都，离开了那梦魂萦绕的朝廷，匆匆踏上坎坷的流放路。一路上，他踏着蓝田的红叶，踏着汉水的涟漪，踏着长江的风浪，踏着洞庭的波涛，辗转千里，艰难地荆楚的南端迁移。

江南的秋色应该是秀美的，他吃力地登上黄鹤楼，凭栏而望，滚滚长江奔东而去，鹦鹉洲头落叶纷纷，远去的鹤影如似那远去的梦境，苍茫的暮色无法唤起他心中的超脱与愉悦，烟波江上，反而平添的是他那无尽的屈原式的离愁与别恨，他提起笔，却无法写下心头的感触，因此，他只好默默地思索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沿着屈原的老路，徐徐而行。在洞庭湖上，在汩罗江畔，他那苦闷难耐的心几欲碎裂，但是，他想到“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对屈原怀石沉江的壮举只能由衷地掬一把敬慕泪——“离骚不尽灵钧恨，志士千年泪满裳”（陆游诗）。但是，此时的柳宗元并未对前途丧失自己的信心，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北归的期待与东山再起企盼。因此，他对屈原的情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在他后来的诗句中或显或隐地表现了出来：“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来到永州后，虽然身为司马，但是一个闲职，官府无法提供住房，于是，只好暂时借住在龙兴寺里。柳宗元作为一个纯而无杂的入世士子，“利安元元”是他终生难忘的理念与人生最大的追求，因此，寺里的钟声无法让他淡忘百姓的苦难，陶、谢的佳句，无法让他进入“悠然见南山”的乐园，他只得日复一日地在木鱼声中焦躁地等待着、盼望着北归信息，日复一日地在昏暗的油灯下四处写信求援，一晃几年过去了，而自己的等待与吁请仍不见半点效果，等来的竟然是昔日的故友，如王叔文、凌准、吕温等人，相继辞世的噩耗。于是，他开始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命运的多舛，感到理想的荡灭，感到生命的荒废，感到世路的坎坷与人生的艰辛，感到官场的险恶与朝庭的昏庸，再加上身体的渐感不支与精神的疲惫憔悴让他悲苦莫辨，北归成了一种奢望，“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于是，他便调整心态，写下了《行路难》这篇传响千年的诗作。

（二）

《行路难》系乐府杂曲中的一种，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乐府诗集》中的杂曲歌辞里作了专题收录，自最早的鲍照的《行路难十八首》始，先后收录了20余位作者的诗作。这些诗中多以“君不见”或“行路难”起句，如鲍照的“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如卢照邻“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如僧贯体的“君不见道傍废井生古木，本是骄奢贵人屋”；如骆宾王的“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亭，铜鞮虏寇长城”；如翁绶的“行路艰难不复歌，故人荣达我蹉跎”；如高适的“君不见富家翁，昔时贫贱谁比数”；如顾况的“君不见古来烧水银，变作北邙山上尘”等。因此，《乐府解题》中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

在柳宗元《行路难》三首诗中，第一首取材于神话故事。其诗云：“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竫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 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 坐使儿女相悲怜。”

并以磅礴之势对“夸父”逐日的理想与胆识，以及夸父奔走的速度与形态进行了夸张性的概述。尽管夸父跳踉北海、腾越昆仑、披霄决汉、瞥裂天宇、遗落星辰。然而，人的体能毕竟有限，于是，没多久便精疲力竭渴死路边，成了野鼠山狐的美餐。这里虽未对夸父的行为进行价值评判。诗的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对高不过九寸的北方矮人的生活大加赞赏起来，这明显地表现出对夸父情感的矛盾心态。

北方矮人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饮食也不过粒米滴水足矣，形同庄周《逍遥游》的“篷间雀”一般，没有鸿鹄之志，但能整日无忧无虑地雀跃于狭小的空间之中，自得自乐地枯荣于岁月的长河里，得以终年，这实是夸父所不如的。其实，夸父与矮人，鲲鹏与篷间雀，都为世间之肉体凡物，因此都只能在“有所待”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其行为也必须与现实合拍。一旦脱离客观实际，力所不能及的理想再美好再伟大也只能成为空想和梦幻，于现实毫无裨益的。

“夸父”，自古以来，是一个勇者的象征，而柳宗元却为他的结局而迷茫困惑。关于“夸父”喻谁？目前倘无定说。有不少人认为是柳宗元自喻，因为柳宗元那“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志向，直可与“夸父”逐日之举相提并论。不过，夸父的结局与柳宗元相去甚远，因为元和五年后，柳宗元移居冉溪，虽然前妻病逝后没有婚娶，身体也日感不支，但物极必反，心态日趋平静。从夸父“力尽道渴死”之句看，“夸父”显然不是自喻，但是在暗喻谁呢？我想，只有革新旗手王叔文。因为柳宗元对王叔文的情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他的革新方针，对他的利安元元之道崇敬有加，如在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濒临颠覆之际，柳宗元在《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中依然不避忌讳，依然大赞王叔文的功绩：“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另一方面，柳宗元被贬居永州之后，又无不认为王叔文等确是罪臣，如《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言道：“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

通过夸父与矮人的对照，再回想到屈原、贾谊、阮藉、陶潜、王勃、李白、孟浩然等历代学子的悲壮路，不由得感慨万千：古来宏志少成愿，空使儿孙相悲怜。

（三）

柳宗元《行路难》的三首诗中，其第一首诗以一种神话般的浪漫主义的成分为重，而第二首诗则完全彻底地步入到了真切的社会现实之中。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跞石间 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山孝 豁空岩峦。柏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以大唐王朝滥伐林木之事，隐喻朝廷人才匮乏之实。写法上几乎可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居易的《卖炭翁》相媲美。

一方面他是实写，因为历经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后，宫廷、城廓、衙门、官府毁坏不少，因此，在战事平息，世道重归安宁的时候，大兴土木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一时间过度地滥采滥伐，结果又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匮乏，生态平衡的破坏。“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以一种似实非实的笔法将人数壮观的伐木队伍，挥斧砍伐的场景，以及气势浩大的运木工程描绘得栩栩如生，仿若就在眼前。句子平实自然，无任何雕凿之痕。

另一方面，他就在虚拟和夸张。“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馀毫末不见保，躏跞石间 壑何当存。”这显然用的是夸张。这与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虚拟与夸张，如出一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凡大诗人，大学者，所造之境必近乎自然，所写之景，必濒于理想。这里充分地表现了柳宗元的在状物造势方面的功力。

由于山中之林的过度砍伐和天灾山火的频频发生，许多幼木未至成材而遭夭折毁坏，从而，山头光秃，岩石突兀，因此，这样下去，一旦出现汉武帝太初年间柏梁台那样的大火，工匠们环顾四周、搜罗千山也将无法找到可用的椽梁。于是，诗人在结尾处痛心疾首地感叹道：“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诗的后两句，不是一种平常的一般化的议论，而恰恰是这首诗的主旨和重点所在。因为这最后两句，使整首诗的意蕴产生了质的飞跃，由普通的叙事上升到了政论的高度，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跃然纸上，让人产生无穷的叹惋与思索。古人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南山栋梁益稀少”直指国家人才缺失与溃乏现状；同时，对朋党间的倾扎与颠覆，致使大量学子不但未能得到必要的提携关照和保护，反而连遭贬谪放逐之苦和夭折厄运，使得国本日趋衰弱表示了极大的愤恨与不满。

因此，读柳宗元的《行路难》，如同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同读白居易的《卖炭翁》，文辞幽婉，言意凄凉，正如宋敖陶孙《敖器之诗话》中所说：“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

（四）

在柳宗元的《行路难》一诗中，其最为耐人寻味而又见其文字功底的要算是第三首。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踯争低昂。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美人四向廻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双燕栖虹梁。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

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对季节气温的变化与万物适时而贵的现实的观察，深刻地体悟到了人生于世只能适时而为，不可强求的哲理。譬如木炭，在寒冷的冬天，一旦“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的时候，王侯将相们为取暖之需无不争相购买，因此炭价如金。而一旦大地回春，燕语呢喃，草长莺飞，花红柳绿时，昔日不可或缺的燃炭，今日已如同死灰一般弃置于外。这种“日寒柴炭贵如金，天暖弃置无人问”的现实，阐明了万物以适时而贵，时移而异的常理。其实，这里的“燃炭”也正是柳宗元对世态炎凉进行了痛苦思索之后的一种感悟与内心世界的写照。

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其语言的“绮丽鲜秀”，尤其是柳宗元对炽炭的形状的描述几乎达到了至臻至美的境界。柳宗元之所以能名列唐宋八大文学家中，不仅是他有《江雪》、《渔翁》、《天对》这样辉煌的诗篇，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一反秦汉以来对山水世界的宏观把玩，而第一个揭盖探底进行微观描摹。如他的《永州八记》、《八愚诗序》等文，所写之景不过是一些方亩之间的小而又小的地方，但是，其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无不形态各异，气势非凡。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他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一文中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可见柳子文章开创了范山模水的另一种风格——知微见著，“笼天地于神内，挫万物于笔端”。

柳宗元在这首诗里运用的就是其散文中所贯用的盆景艺术，让万象变化浓缩在方寸之间。“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踯争低昂。攒峦丛崿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晋代羊琇以形炭温酒为乐而始作甬者，唐朝时期的达官贵人纷纷效仿，于是，一些烧炭工为谋重利投其所好，选择一些奇形异状的树蔸烧炭，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雕刻。因此，在燃烧时，那种如龙似虎、或熊或豹的形象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里尤其是“吐、喙、踯、昂、射、飘”几字用得鲜活独到。将炽炭燃烧的形态描写得细而不腻，惟妙惟肖，仿若神来之笔，了无迹痕，让人读来惊而赞然。因此，汪森于《韩柳诗选》中对以上四句大加赞赏道：“绮丽之语，故自鲜秀。”

刊于2002年7月29日《永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