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俗”与“雅”

“俗”与“雅”在哲学上是一对矛盾统一的概念，它们存在于同一发展变化的事物中。人们知道：“雅”出自于“俗”中，如“鹤”立鸡群就是一例，如无鸡的俗，也就无“鹤”的雅可言了。“雅”依赖于“俗”而存在而发展。然而，人们却常常把“俗”与“庸俗”等同起来，不少人对“俗”的感觉如同佛国里谈性爱一般，或忌讳莫深，或不屑一顾。

事实上，“俗”并不因文人雅士的忌讳而销声匿迹，反倒以极盛的姿态涤荡着垂二千年之久的儒家的高雅，以洪水猛兽之势冲击着传统的审美思维。使得一些以阳春白雪而自居的高雅儒子的主流态势于一夜之间成了过眼云烟。因此，他们自卫式的举起手中的刀笔，对“俗”文化进行口诛笔伐式的声讨。

然而，大势已去，唾潮沫四溅式的笔伐又有何用？于是，面对空前流行的“俗”文化，面对渐感不支日渐倾塌的心底里自命为“雅”的“严肃文学”，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勇士，那些举世皆醉而唯我独醒的智者，也只好以江河日下、曲高和寡而自慰了。

其实，“俗”并非始于文学。在这里，不妨看看一直为国人所乐道的饮食文化，其“俗”化的步子就迈得比文学早而快。大家知道，昔日人们皆以山珍海味、鱼与熊掌待客而自豪，然而在今日的餐桌上则以“三鞭”奉之为上等佳肴。“鞭”乃为兽之阳物，暂不说其味是否真的可口，单就其“鞭”之名，也的确是俗到底了。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在大小宴席上并未看到那些惯听韶乐的儒人雅士们魂飞魄散的情景，却在小姐、太太面前堂而皇之地品味着这俗不可耐的“阳物”，并津津乐道于这药缮功能的绝妙。对此，也真令人费解，饮食文化可以随意的“俗”到如此地步，而文坛、歌坛上的任何一跬步的轻松却要遭到莫名的呵斥与责骂……

“俗”本指“风俗”“习俗”之意，“庸俗”只是它本意之外的一种延伸，因此，俗的东西并非是一味的坏。反之，雅的东西也并非一定能令人心悦。如六、七十年代的样板戏就是一例。在样板戏里，无论是唱词、场景，抑或是音乐，都可谓是一流的水平，但是，一旦看多了，反倒让人生出些厌倦的情绪来。其实，这与居芝兰之室而不知其香是一个道理。人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为人处世，各人有自己的体验与尺度，因此，人并不是因为日月高远而同瞻，兰梅溢香而竞攀。如病松怪石，在寻常百姓、山村野夫看来，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大俗物，然而也正因这一俗气，却让那些园林艺人与画工技师大为赞赏。人的妆束也是一样，若我们将王嫱西施的粗头乱服不掩国色视之为最上境界，那么，那些浓妆淡抹的就显得是一种俗气了，然而，为什么千百年来仍有那么多的小姐、太太、先生们竟相追求这种浓妆淡抹呢？我想，在这浓妆淡抹的胭脂里定有可追寻的一种现实的“雅”的存在。

关于目前国粹文学、高雅艺术在内地面临厄运，本人认为这并非是俗文化崛起的原由。俗文化之所以在近年来能蓬勃发展，主要在于它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和口味，满足了百姓的精神需求。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讲求的是一种实在，他们没有禅宗慧能大师的那般悟性和才智，因此，无法抽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欣赏那些枯燥乏味空洞无物而又貌似布道式的高雅的东西。他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只不过是饭后的谈资或疲惫后的轻松。其实，“俗”文化在海外早已盛行于世。如香港金庸的武打，梁羽生的仪义，台湾琼瑶三毛的纯情，美国谢尔顿的私爱，都是风靡一时的俗之产物。却并不曾听到它对艺术圣坛有何不利的影响。高雅的仍在走着高雅的大道，通俗的依旧过着通俗的木桥。它们在相互提携、共图前进的氛围中构建着今日的艺术大厦。然而，一些内地的儒士雅客们，竟为这异己成分的存在而常常惊恐不已。

目前知识已成为商品，文学固然也离不开经济的制约。因此，无论俗雅，首先一点必须要有市场，也就是说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所乐道所赞许，不然，置之于高阁或床头的雅，也只能如同镜中月、水中花一般，对寻常百姓而言毫无益处，更谈不上对其求索和发展了。再说，孤家寡人式的一言堂的年代已成为历史，百花齐放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春天。

（刊于《零陵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