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曾孝先生的新小说

——《“耍耍歌”闯情关》读后感

上个月唐老寄来一篇中篇小说《“耍耍歌”闯情关》。故事主要是写城里姑娘郑少芳勇于冲破世俗偏见，与农村小伙“耍耍歌”李小思从相见、相识到相思、相爱，经过千辛万苦，最后结为连理，终成眷属的过程。

从整个故事来看，无论是从整体构思，或是情节的铺垫，抑或是细节性的话语的述说，都写得有特色。故事虽没有多少险象环生的镜头和扑朔迷离的情节，但其跌宕起伏的事态和错综复杂的心态，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和欲望。

郑少芳的父亲是一位很实在的人，也许是由于他的会计职业的缘故，抑或是他原本就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对事业、对家庭、对人生没有过高企求，但是他天生一副倔脾气，“做的事却从不让别人说个不字，定下的事十二条牛也难拉回来”。因此，当丁副县长的儿子——肉食水产公司的总经理丁维生一眼迷上少芳的丽姿，并向他提亲时，他内心认为：其家庭是无可挑剔的。于是，默认了下来。但是，当郑少芳在其父母的安排下，到外婆家过新年时，路途中不幸地遇到了蒙面人，正在黔驴技穷、山穷水尽无法可施之时，遇到了救命英雄李小思。

李小思是个其貌不扬的农村小伙，全凭一身出众武艺和而一副侠肝气胆。其实，李小思除武艺之外，他那随口而出的“耍耍歌”确是很有哲理和才气。李小思与郑小芳的萍水相逢，拔刀相助，其实只是一种本能的英豪气概，并未想到后来的姻缘，但是，正是这样一次救助，在郑少芳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从而，也就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的曲折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在唐老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再一次体悟了这句古语意蕴的深厚。

纵读唐老的小说，我认为有两大特色：

其一，擅长构筑矛盾，利用矛盾，使小说在故事节奏上有一种传统的艺术之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朦胧诗的滑落，小说界的意识流现象却在飙升，尤其是在高行健的“灵山”类的纯粹化写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之后，一批如北京狗仔一类的实力派小说家正在着力于一种纯意识流写作，而棉棉、卫慧等人利用自己的感悟进行另一种纯日常化的写作实验。于是，传统的故事之美不断地遭受冲击。于此，唐老在古稀之年，仍笔耕不止，致力于传统小说模式的探讨，其精神是可嘉的。在传统小说模式里，讲求的是一种故事的圆润与境界的完满。如《“耍耍歌”闯情关》里的郑少芳，仿若让我看到了七仙女的某些影子。在城乡差别悬殊的当下，一个城里女子能冲出樊篱，下嫁到农村去，这样的事例是很少的，当然，正是因为现实中的稀罕，才有故事的鲜活与情节的离奇，才能唤起读者与社会的深思。

在整个故事里有正义与邪恶、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伪几对矛盾的碰撞。李小思是正义的化身，丁维生是邪恶与虚伪的代表。郑少芳追求一种人生真爱的理想，而其父亲则一门心思地看重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于是，几对矛盾交错杂生在一起，使故事跌宕起伏而妙趣横生。

丁维生不但有钱，而且凭借其父亲副县长的资本，还有权，在现实世界，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他完全可以满足郑小芳的现实世界的荣华。但是，郑少芳并不看重这些，而她更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丰满与理想境界的超逸。因此，她自始至终地认定李小思才是她唯一可以寄托的伴侣。

郑少芳对李小思的爱是真诚的，是永生的，尽管后来李少思骑车遭人暗算而丢掉了一条腿，成了残疾，但是，她并没有改变初衷，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与他相依为伴。

其二，唐老的小说致力于传统文化中“道”的传布与“义”的张扬。

在唐老的作品中，无论是其《浮沉》、《暖流》中的报告文学作品，抑或是其近年写的《陪酒王》等，让人读来都感到一种正义之气的回荡。这也许与其几十年来的记者生涯所日渐养成的一种疾恶如仇、关心民弊的职业习惯有关。在《“耍耍歌”闯情关》里同样回荡这种浩然正气。

大凡文学作品向来就有两类，一类是处江湖之远，进行个人心灵的描摹与“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吟咏，关注民生，述说百姓疾苦，抒写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其目的是通过自身的拯救而达到社会的解放；而另一类则是居庙堂之高，强调社会的教化功能，处处以理想的方式去进行传经布道，企图以此改变社会的境界，即是通过社会的进步而达至自身的解放。这两种作品虽有主流与民间之别，但绝无高下之分。主流文化中如《四书》、《五经》、《史记》、《师说》等，无不流芳百载；而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柳宗元的《江雪》，《捕蛇者说》、周敦颐的《爱莲说》等等，同样千年如新。

其实，唐老的小说，正介于两者之间，是处江湖之远而作庙堂之忧。因此，他的小说里处处张扬着传统小说的形式美、质地美与情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