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风范誉千秋

――读张官妹教授的《三子与三溪》

永州地处荆楚南端，湘江上游，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闭塞与经济的落后，因此，在历史上曾一度被人称之为南蛮之地，迁客贬谪之所。但是，其“大谷长川，平田深渊，杉松百围，榕栝并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岩，寒泉飞流，异竹杂华；回映之处，似藏人家”的田园景致；其“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的怪特地貌，又无不让元结、柳宗元这类的墨客文人折腰生叹，醉然忘归。怪特的自然山水引来千古文人的不断吟咏，而文人的吟咏又构筑了潇湘文化的无比绚烂。

为了弘扬昔日潇湘文化的辉煌，为了促进今日永州经济的发展，张官妹老师本着一个永州人应该为永州文化事业出一份力尽一份责的初衷与热忱，经过三载寒暑的努力拼搏，终于完成了其《三子与三溪》（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这是她近年来继《千年文化古村上甘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之后的第二部地方文化方面的学术著作。

《三子与三溪》一书共10章，约26万字，分别对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位巨匠的生平事略、潇湘行踪、文学创作、宗教因缘、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进行了甚为周详而细致的比较研究，这不仅是对潇湘文化源流的一次梳理，更是永州文化史研究的一大成果。

（一）

张官妹同志在《三子与三溪》一书中，将元结、柳宗元、周敦颐名之为“三子”，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切，因为“子”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作尊称时，多用于诸子百家，如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而后很少有用。然而，细读其书，发现“三子”之称并非牵强，而是个个都有来头。其一，元结在文中就曾自称过“元子”，《新唐书•艺文三》中有《元子》十卷；周敦颐也称元结为“元子”，并在《濂溪书堂》中有“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诗句。柳宗元在民间早已有“柳子”之称，如人们称柳宗元的塑像为柳子菩萨，祭祀柳宗元的祠庙称为柳子庙，柳宗元居住过的愚溪河畔的那条小街通称柳子街。可见将他们三人以“子”相称，早已见诸文献与百姓之中。其二，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是唐宋时代的三位巨匠级人物，他们虽在仕途上不是十分显赫，但在文学、哲学、思想方面所作出的许多开源性的贡献，又常常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从开宗立派与对后世之影响上看，以“三子”相呼，也的确是恰当不过。

在潇湘流域，可谓是人文荟萃，从虞舜而降，蔡邕、黄盖、蒋琬、怀素、元结、柳宗元、李郃、周敦颐、寇准、杨万里、易三接、陈大受、杨瀚、何绍基、王德榜等等，或祭舜于九疑，或出生于永州，或做官于零陵，或客居于潇湘……，但是，张官妹同志独独钟情于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人，我想这其中必有其深刻寓意。第一，他们的成名都与永州有关。第二，他们的人生轨迹有惊人的相似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具有胸怀天下、兼济黎民的宏大理想，他们有着共同的抱负与追求，有着相同的才识与胆略，有着高尚的人格与气节，然而，现实的困厄又让他们无法施展其政治上的才能，于是，只好一心向学，在幽静的自然山水之中，释放其汪洋恣肆的文采。元柳文章牢笼百态，濂溪风范不染淤泥。他们如三盏明灯，闪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断地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发愤图强，去实现心中的理想。

古人说“文章憎命达”。这句话虽不是十分正确，但也不无道理。千百年来，那些居庙堂之高的皇帝老儿，轻歌曼舞与颐指气使的生活虽然惬意，但是一旦时过境迁、云烟散尽，便谁也不曾想起他为何方人氏，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匆匆依旧流水去，未留片羽在人间。然而，元结、柳宗元、周敦颐等人，官阶虽然不高，凭一支秃笔，几卷雄文便是千古流芳，这的确让人深思。

“三子”的文章之所以风日流丽、高秋独眺、霁晚孤吹，张官妹同志认为这与他们那独特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鲁山人，少年“聪悟宏达，倜傥而不羁”，后因受其堂兄元德秀的影响，开始“折节向学”，并于天宝十二年（753年）进士及第。先后任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容州刺史，在道州任上与祁阳浯溪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里，他跑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其于永州期间留下的诗文几占其总量的三分之一。元结的散文“意气超拔，笔力雄健”，从而具有“刚健简洁质朴”之誉。大历七年（772年）客死长安，终年五十四岁。颜真卿在其墓志铭中写道：“率性方直，秉心真纯，见危不挠，临难遗身。”元结去世后的第二年，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文豪柳宗元于长安降生。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山西河东人，少年聪敏，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贞元十四年（798年）中博学宏词科，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从此步入仕途。但其命途多舛，正当其蓄势待发，准备大展宏图时，永贞革新失败，从此沦为异己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整整待了十年。后来虽被有所重用，但却是比永州更远的地方――柳州，四年后因郁闷气累而客死柳州任上。柳宗元一辈子留下700余篇文章，但其三分之二以上完成于永州，可见，永州于柳宗元的重要。宋代《蔡百衲诗评》：“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在柳宗元去世后的198年，一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在濂溪畔的周村出世。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人。十四岁时父亲病故，便随母亲寄住到开封舅父家。庆历元年（1041年），二十五岁的周敦颐到分宁任职，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庆历四年，周敦颐通过吏部考察，被任命为南安军司理参军，尔后，改任郴州桂阳令，升为太子中舍签书，合州判官，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对移至永州任通判，熙宁五年（1072年），周敦颐退居庐山，开始了他的隐逸生活。

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对现实的关注与对自身理念的追寻。如元结的《舂陵行》：“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安史之乱后，战火四起，赋敛繁多，人们不堪负重，十室九空，生民只得以草根木皮度日。然而，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朝廷不但没去安抚，反而还要前去催粮催款，不断鞭挞百姓，从这里看出，大唐王朝已不再是盛世的王朝。关于赋敛之毒，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也曾愤然写道：“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元结与柳宗元这种对生民疾苦的关注，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充分体现了其儒家思想的良知与理念。周敦颐的《爱莲说》虽不曾直接反映现实，但其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荷之品性的盛赞，其实何尝不是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白！可见，元、柳、周的文化内质是一样的。

（二）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不知是永州的山水灵气触发了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位文坛巨子那灵动的文思，还是三位文学巨子的灵动文思彰显了永州山水的灵气？但无论怎样，元结与浯溪，柳宗元与愚溪，周敦颐与濂溪，这三子与三溪间的默契如一，自唐宋以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言浯溪者必言元结，言柳宗元者必提到愚溪，言周敦颐者必谈到濂溪。就这样，潇湘河畔的三条无名小溪，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所至为推崇的三大文脉圣地。

元结于《浯溪铭并序》中写道：“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也；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可见，在元结迁居于此以前，这条小溪还不曾有名。元结将其名之为“浯溪”，即有“我的溪”之意。元结居浯溪后，相继写了《浯溪铭》、《峿台铭》、《广吾庼铭》、《窊尊铭》、《东崖铭》、《寒泉铭》，尤其是大历六年（771年）颜真卿将其《大唐中兴颂》刻于浯溪绝崖之上后，从此，文人墨客潮涌而至，遂使浯溪成为永州地域内除九疑外的第一大自然人文景观。

在王士贞的《浯溪考》、陆容的《菽园记》、陈衍的《题浯溪园》等文献中大都认为“浯溪”之“浯”，“峿台”之“峿”，“广吾庼”之“广吾”，均属元结所造。张官妹同志在《元子与浯溪》一节中对此提出了质疑，并罗列了大量证据。张官妹同志认为“‘浯’字，《说文解字》里就有这个字。‘浯，水出琅琊灵门壶山，东北入潍。’《康熙字典》载：‘浯，又江名，陈懋仁《泉南杂志》，泉州有浯江。’《新华字典》解释：‘浯水，水名，在山东省。’可见‘浯’古时就有，它是一条水名，又是一条江名，元子是借‘浯’来命名永州的一条小溪。”而关于“峿”字，虽在《说文解字》中没有，但张官妹同志在《康熙字典》里查到“《广韵》五乎切；《集韵》讹胡切；音吾。岖峿山名，又地名。《前汉地理志》：东海郡司吾，或从山，今刘东有司峿驿。……陆机《文赋》或岨峿而不安。”于是，张官妹同志得出“浯”、“峿”二字绝非元结所造的结论。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官妹同志做学问是如何之认真与细致。

愚溪原为潇水西边的一条小溪。柳宗元在其《愚溪诗序》中写道“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故更之为愚溪。”①柳宗元自元和四年（809年）过潇水，登西山，然后迁居愚溪，到元和十年（815年）奉诏北归，柳宗元于愚溪河畔不仅消解了胸中那郁积已久的忧愁，更是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于是，在这里完成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重要篇章。关于柳宗元何以要将冉溪改名为“愚溪”，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愚”字有三层意义：其一，柳宗元所倡导的“利安元元”之道，其实就是舜帝的仁爱之道，“愚”，音同“虞”，愚溪即虞舜之溪。其二，“愚”，音同“余”，“愚溪”即“我的溪”。但他处于放逐之中，不能明言，只能以“愚”通“余”。其三，如其《愚溪诗序》中所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专得而为名焉。”于此，张官妹同志在《柳子与愚溪》一节关于“愚溪”之“愚”的解释，只是选用上面第三层意思，而没有将一、二层意思掺和进去，也许是由于前二层意思猜测的成分较重，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于是不足为信。这里表现了她做学问的严肃性。其实，严肃性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不严肃就会凭空臆想与猜测，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就会混淆视听，亵渎学问。所以，做学问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然后经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努力，才能始见真金，有所发现。

（三）

周敦颐是一位集儒、释、道之大成的理学鼻祖。他用道教的“主静”与佛教的“静虑”作为修炼手段，来阐释儒家学说中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使之“自悟”与“内圣”达至完美的结合，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他的《太极图说》虽然只有短短的200多字，但影响甚为深远。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相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关于对宇宙的探索，从《易》而下，经过《老子》、《庄子》，到屈原的《天问》、张衡的《灵宪》，再到柳宗元的《天对》，无不在探讨宇宙的由来与终始。然而，唯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文约理精，言有尽而理无穷，尽显其博奥玄深之妙。对此，《宋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宋代胡宏认为：“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不知是受到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影响，还是老庄“无为”思想的熏陶，抑或是佛教中“自悟”思想的感化，才华横溢的周敦颐留下的文字少之又少，总共汇集起来也不过六千多字。然而，就是这简短的六千多字，却构筑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这是文化史上所少见的。

张官妹同志依据周敦颐的原文和后人的大量论述，分别就“周子在永州的创作”、“周子与濂溪”、“周子与释道”、“周子的哲学思想”、“周子的政治思想”、“周子的教育思想”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且论述得不仅精要，而且十分确切，读来常常给人启迪与顿悟，这实是难得。尤其是在论述“柳子、周子哲学思想的联系”时，张官妹同志不是单刀直入，而是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用较长的篇幅分析了“永州的社会环境”、“永州的文化氛围”，指出永州既是帝舜之归所，又是佛教与道教文化的中心地带。这样不仅文化交融非常方便，而且文化意蕴非常丰厚，于是，才有了柳宗元与周敦颐这样统合儒、释、道的大思想家。张官妹同志的这一分析可谓精辟透彻，一语中的。

徐霞客于《楚南日记》中写道：“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愚溪为柳子厚所谪，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历经千百年的演绎，浯溪、愚溪、濂溪由于元结、柳宗元、周敦颐的巨大影响，早已遐迩闻名，享誉天下，成为永州乃至华夏文化的明珠。

从总体上看，《三子与三溪》不仅逻辑结构严密，论述简要精当，而且熔俗雅于一炉，集阅读与欣赏于一书，使其既有较高文献价值，又不失其艺术水准，因此，可以说这是永州文化史上的一部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将给永州文化的开掘与传播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希望张官妹老师在日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