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传承中光大

――读王田葵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

王田葵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之一。他不仅学识渊博，思维敏锐，见地独到，而且为人为文性情平和散淡，通透着一种淳朴率真之性。因此，在他的身上凸显出学者的执著与文人的闲适，在他的文章里蕴涵着浓烈的文化意味与道义责任。例如，最近他与何红斌先生合力推出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版）一书，就充分地彰显出他的这种为文的责任与道义。其实，他原本从事的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外国文学领域不仅著作甚丰，而且影响也非常之大，他本可以在外国文学这一行当里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地走下去。然而，率性的他，在“知天命”的年龄忽然转行搞起了国学研究，这是大家所未想到的。

从事国学研究，不仅需要良好的古文功底，更需要超人的毅力，因为这是一条寂寞之路，它的确如一块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就在这块“鸡肋”上，王田葵先生历经十年的艰辛，不但把它啃出了味来，而且还洋洋洒洒地写就了几十万言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实在让人敬佩。

我们捧读《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宛若透过作者那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阐释与解读，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雾障，洞察到了中国文化根脉的绚烂色彩，领略到了传统文化的绰约风姿。同时，也看到了舜文化传统对现代精神深远的影响。

（一）

何谓舜文化？王田葵先生在书的导论中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舜文化是以舜帝明德为内涵的文化。”尧舜处在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的动荡年代，正如《尚书•尧典》所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也许正是迫于这种自然环境的恶劣与部落繁殖延续的需要，各氏族部落间进行了广泛的结盟与合作，从而也就形成了原始之初的国家的雏形。然而，在社会形态尚未固定，社会治安动荡不安的时代，皇权天授的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看重的往往是掌勺者个人的能力与品性，而不是其家族血统的纯正与否。正是在这样择优而仕的大环境下，以“孝悌、仁义、兼爱”著称的虞舜，才从一个受尽家庭冷落压抑之苦的凡夫俗子，从一个勤奋劳作、关爱他人的普通工匠，脱颖而出成为统领万族的英明的国君。其传奇般的经历与那辉煌的业绩，经历代学人与士子的演绎，不但成了儒家士子的偶像，而且其“孝悌、仁义、兼爱”的品德被内化为儒家文化的精髓与社会行为的典范。

关于舜帝的孝悌与仁义，散见于先秦到秦汉的各类文献之中，除《尚书•尧典》外，《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尚德》、《孟子•尽心章句上》、《孟子•离娄章句下》、《史记》等文献上都有记述。尤其是《史记•五帝本纪》里的描述甚为精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舜帝的童年与少年生活是厄运多于幸福，斥责多于关爱。后母为了使弟弟象能生活得更好一些，几次设下陷阱，一心想要除掉舜，可是舜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毅力，一次次才得以化险为夷，并且对父母依然孝敬如初，对小弟象依然关爱有加，其孝悌之心的笃厚，实是令人叹服。

成年后的舜帝，劳作起来不仅足智多谋、工艺超人，而且常常乐于助人，因此，天下的黎民百姓都愿意与舜交友。正如文献所言：“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尸子辑本》卷上）“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吕氏春秋•慎人》）“舜耕于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于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之器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从这些记述里足以看出舜帝待人的宽容与真诚。

后来，他得到四岳的推举与尧帝的重用，最后，尧将皇权禅让给了舜，于是，舜成了万民之君。但是，舜接管政权之后，仍然不忘教化之道，命契做司徒，“敬敷五教”，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以教化万民，化解家庭矛盾，求得社会稳定。任伯益为礼官，以善待四夷之民。从而很快形成了“百姓亲和，上下咸让”的良好社会风尚。

更值得可敬的是，舜到晚年，依据尧的禅让规则，将君权移交给了治水功臣大禹，而不是自己的亲属，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皇权首次在非亲属间的平稳移交，可谓是开创了上古民主制度的先河。也许有人认为在舜之前早就有尧禅让的先例，但是，尧的禅让并非是彻底的禅让，因为舜是其二女的夫君，是他的乘龙快婿，虽不是同姓，但根子里都是自家人。而舜传之于禹则更完全彻底，不仅抛开了血缘上的宗族观念，而且也没有亲属上的一丝瓜葛。此外，为了大禹行令的方便，年届百岁的舜帝不是去做他那享清福的太上皇，而是远远地离开京城来到荒芜僻远的崇山峻岭之中，巡守国家的边疆，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九疑因舜而名，这里不仅酝酿了娥皇、女英千里寻夫而泪染斑竹的动人传说，更是因为中国道德文化的滥觞而成为历代王朝祭拜舜德的神坛。于是，舜文化就这样在道统文化的强力作用下，薪尽火承，延绵不绝。

王田葵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当下，传统文化被革新话语解构得支离破碎，西方文化的引入又遭致官方与学人的潜意识的抨击与排斥，致使国人文化之根迷失，灵魂无所置放，伦理道德滑落，社会秩序错杂混乱。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国外新儒学大师们的关注，同时，在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的国学浪潮。王田葵先生对舜文化的探源、开掘与整合，正是这股浪潮中所扬起的一朵浪花。

（二）

舜文化之所以能在茫茫历史长河中层层累积而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资源和思想资源，王田葵先生在其“舜文化的传承”一章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即内在动因和传承方式。

在传承的内在动因上，由于舜文化是儒家的根脉文化。孔子终生所坚守的“中庸之道”与“礼乐教化”，其内核与精髓就是由舜文化演绎而来。孔子对虞舜可谓是推崇备至，认为“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于是，孔子在《中庸》的开篇又明确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孔子秉承的是虞舜的仁义之火，弘扬的也是舜帝的“孝悌、仁义、兼爱”之道。舜帝主张“仁义”与“宽容”，而孔子倡导“中和”。王田葵先生认为，正是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中和”思想，才确保了舜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至于大起大落，很好地规避了不思进取的因袭守旧和革故鼎新的全盘抛弃这样两种极端行为。因此，“中和”之道，使舜文化始终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势。其实，任何文化的传承，都存在一个重新整合与扬弃的过程，这里包括主体对自身文化内涵的阐释、学习与教化，对异质文化的批判、吸收和融合两个方面。王田葵先生从“为学”、“中和”、“忠恕”三个方面对舜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客观而公允的论述。

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不与动物为类，其关键在于人能致知格物，能穷究天人之理，有人伦之道，有为学之心。所以在儒家学说中，对“为学”、“修道”甚为关注。正如孔子所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在儒家文化的生态圈中，从孔子的“为学”、“修道”之论，到司马迁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倡议；从董仲舒“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再到宋朝儒士的“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的追寻，可以说无不以“为学”为主轴，以明道为宗旨。王田葵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条分缕析，甚入情理。这里也看出了王田葵教授的功力与学识。

关于舜文化的传承方式，王田葵先生从教育、礼制、解释、社团四个层面一一细述。其实这四个方面是重叠交错、相互作用、互为促进的。如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建立一种礼制，而教育的方式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诠释与解读；社团是教育的另一种组织方式，社团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大家认可的礼制的游戏规则，而礼制这种游戏规则的推行又需要社团来倡导与遵循。因此，王田葵先生在书中将其分而论之，使我们对文化的传承方式了解得更为彻底，更为明了。

（三）

在《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中以较长的篇幅对舜文化的发展路径问题进行了阐释。王田葵先生将舜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三期，即道德理论化时期（先秦时期），道德理学化时期（宋明时期），道德理性化时期（20世纪以后）。这样的划分显然是吸收和借鉴了当代新儒学的观点和成果，是经得起推敲的。

因为在春秋战国以前，道德是一种统一的国家伦理。那时，国家意识只能以帝王自身的率先垂范的方式向外推行开来。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明明德”于天下，必须先自己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那时的圣人与国君，在百姓看来大多是“靠得住”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大量剩余，人与人之间的欲壑的不断扩大，人性善的一面渐渐地被恶的一面所掩盖，于是，人们发现时下的圣人、君子与凡夫俗子无异，同样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这时，人们眼里的圣人不再是想象中的圣人，君子也不再是理想中的君子，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至春秋后期，已是礼崩乐坏、道德迷失、国家颓废、思想混乱的动荡局面。为了重振纲纪，恢复宁静，一批智者从民间崛起，诸子百家，应时而生，从而开启了舜文化的理论时期的先河。

而宋明时期，之所以被划归为道德的理学化时期。一是在宋明时期涌现了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王守仁、胡五峰、刘宗周等一批阵容强大的儒学大师；二是宋明儒学构建了以“理”为哲学范畴的道德本体论，使儒学发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形态。

至20世纪之后，由于西方文化的渗入与融合，以及新儒学的盛行于世，对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度反思，发现人性都是有弱点的，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道德的坚守往往是靠不住的。于是，出现了对舜帝道德文化经世致用的理性化的探索，这个过程也许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随着新儒学队伍的壮大，新理论的建立，黎明的曙光已初现端倪。从舜帝的“神人以和”，到孔孟的“内圣外王”之道，到陆王的心性论，再到现代的熊十力与牟宗三的现代心学，勾画出了中国道德形而上的发展轨迹，也同样给我们描述了舜文化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传承之路是曲折复杂的。正如王富仁先生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通过文化的转换才得以实现的。直接继承是一种退化之路，消亡之路，只有通过文化的转换，传统文化才会获得新生，在转换中得到真正的继承。”于此，我想舜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才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价值。

舜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之所以能由上古的涓涓细流而汇聚成今天这般滚滚波涛，是因为这里凝聚着千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儒学大师们的才智，凝聚着如王田葵先生这样痴迷于国学研究的当代学者的心血，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就如百家中的杨朱学说一般，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于此，我们今天仍能沐浴着舜文化的阳光雨露，欣慰地看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传统文化的壮观景象，真是要感谢这难以数计的儒学大师与国学研究者的辛勤开掘。

“学如登山，文如秋水。”这是王田葵先生第一次打开出版社寄来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样书时所忽然想起的一句话，其实，这也是我们阅读该书时所获得的一种至美的境界。从舜文化传统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学术之山的伟岸与肃穆，同时，也看到了道德之水的柔和与潋滟。当然，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开掘与诠释，并不是限于传统，或限于过去的文化，重点是要实现其功能与价值的现代转换，寻找一种敢于实事求是的现代精神，寻求一种敢于直面人生的君子风范，从而，使我们躁动已久的灵魂获得片刻的宁静，让我们迷惘已久的世界从此多些清醒。也许王老先生写作的本意也正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