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传说与悠扬的故事

——王金梁小说印象

论及当下潇湘文坛，王金梁先生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实力派人物。自从第一篇小说《亲家》于1976年在广东《作品》上刊发以来，先后在北京、湖南、广东、广西、河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的各种大型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曲艺等门类的作品达数百件之多。作为一位业余文人，尤其是文学之树日渐衰败的当下，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文学的这片方格地上耕作不辍，并长期保持一种旺盛的写作态势，这实是不易，也真是我们同行所敬佩和仰慕的。

王金梁先生出生于潇湘之源的桃川峒里的瑶族之家，他的故乡有一个极为美丽的名字——所城。他曾在《山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一书的后记中对此有过精美的描述：“所城，一圈五里长的土围子住着五百来户人，五百来户人家有五千五百五十五个故事……这故事，我有的是在火塘边听来，有的是在村门楼上捡来。村前有一条碧波荡漾的小河，小河边是那挺拔峻秀的青山，童年的我，就于这山和水间，重复着父辈们编织的故事。”其实，也正是这峻秀的青山、悠扬的小河、安静的故土、神秘的故事，才萌发了王金梁先生的创作激情和写作灵感，才使其不断地将胸中的情愫演绎成笔下那涓涓细流般的文字与那滔滔不绝的述说。

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再到新近的章回小说，我们发现，他的创作风格虽然沿袭的是传统小说的审美范式，但是他并不局限于此，常常有所突破和超越，并成功地将故事的质朴与童话的怪诞糅为一体，无意中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愉悦感。也许是由于他成长于农村的缘由，所以对百姓的疾苦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尤为关注；也许是他长期于基层工作的缘故，所以他对世态人心的滑变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常挂心头。因此，他的作品有一种潇湘大地上的那种原生态的人文之美。

（一）

小说故事之所以历久不衰，千百年来，一直为达官贵人与黎民百姓所乐道，其原因就在于虚拟化的故事不仅有让读者怡情悦魄之乐趣，更能给人以“邪正之辨”与“善恶之鉴”之功效。譬如：鲁迅的《药》、《祥林嫂》、《阿Q正传》，其对底层社会的描摹与刻画，其对现实世俗的抨击与反叛，其对邪恶伪善的憎恨与唾弃无不跃然纸上，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反思。

王金梁先生正是秉承这一创作之路，以笔为器，激浊扬清，为人间的真善美而鼓与呼。因此，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读得最多的是他对底层人物的关注与呐喊，对社会正义正气的褒扬与称赞，对社会邪恶的针砭与诅咒。从而，读王金梁先生的小说，会在怡情悦魄的感观刺激之外，更重要的是还会给你以正邪之辨与善恶之鉴。

例如：他的《篾匠和绣娘》、《店花》、《山鬼》、《第一枪》、《烟瘾》、《美丽的蓝字》、《那件淡红的夹克》、《清明三月三》等等，写的都是些底层社会中被人所遗忘和忽视的普通百姓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是那般真切与现实，让你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寻得超然物外的快乐。

我曾经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当时，仅将它作为一种调侃之语，未往心里去，后来，读到王金梁先生的《篾匠和绣娘》，才回想起那句话原是那般富有哲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圣火，照亮了人间的黑暗与邪恶，但潘多拉的魔盒却又给人带来了灾难和不幸。政治黑客们在起家之初无不举着天道人心的大旗，喊着“苟富贵，勿相忘”的口号，可一旦黄袍加身，权力在握，有几人曾实现过自己的诺言？对此，元代大文学家张养浩曾于诗中悲愤地写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不过是戏猴人手中的那只猴子，能有多少自主的权利，全凭“掌舵人”说了算。尽管偶尔也能听到“人民万岁”的声音，但你绝对不能将它当真，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天下臣民的那种“皇上万岁，万万岁”的回音而已，并非人民从此就真的不再是戏猴人的猴子。王金梁先生的《篾匠和绣娘》所演绎的也就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这样一段猴戏。

故事里的篾匠有一手编织竹席的绝活，但遗憾的是他的绝活很难派上用场。因为那是一个饿着肚子闹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一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政治第一的时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人格被践踏的人人自危的灰色时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流放到了广阔的天地——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知识分子如此，当然手工匠人也并未好到哪里去。篾匠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不得不去为铜板挣扎，在酷暑难耐的盛夏，与妻子绣娘合议，准备私下里偷偷地去编些凉席，但又唯恐自己的辛苦被官方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于是，在竹席上加上了几条政治口号：“学习大寨”、“斗私批修”、“大批大干”。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凑巧，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想，就是这几道符咒，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一次县里来的干部在乡下视察时发现了这绣有政治标语的别致的凉席，再经盘问，篾匠的祖上三代大都是贫苦人家，无任何历史问题，于是，他编织凉席的行为被提高到“以篾席为武器，以屋场为战场”的高度，是活学活用突出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而，无意中篾匠被评为阶级斗争的标兵，成了全县的红人，更为可笑的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篾匠在“掺砂”运动中竟被安排到某个办公室当了主任，成了头带乌纱的官儿，这真是新鲜事。不过，篾匠虽然未读过多少书，但他却具有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人格，因此，他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戏猴人的把戏而已，无须为这主任之职的任命而欣喜若狂，他不过是一个篾匠，主任这样的公仆性的活儿也绝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做的，从而，他“呵呵一笑，跨出了红漆大门”，回到他的土屋，编织他的竹席去了。

不过，读完这个故事，心却有一种说不明的沉重。古人云：“马背上能够夺取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好天下。”可是，我们中的一些位高权重的舵手们并不这样理解，更不会将儒家那句“学而优则仕”的千古名训放在心上。于是乎，“篾匠主任”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也就屡见不鲜了。但我们翻阅历史，对知识分子如此蔑视与仇恨，除了暴君嬴政以外，很难再找到第二例，就是在屠夫刘邦或乞丐朱元璋的年代，也不曾有这般“荆轲刺孔”与“舞阳读经”的乱序现象。

假若说《篾匠和绣娘》讲述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上演的系列闹剧中的一个缩影，那么王金梁先生的《那件淡红的夹克》则是在思想禁锢被打破之后，惊恐之余的人们对新生活的一种憧憬与追求的写照。

故事中的泥匠曾大泉承揽了村校的一面花墙活，可自己原来搭伙的学徒走了，急需招聘一名小工协助自己，这时，深知他为人的老民警主动前来给他推荐了一名助手，并约定第二天在村头的老榆树下见面。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王金梁这样描述道：

“春天的老榆树吐了一片新芽，散发出一阵阵特有的清新气息，是这气息沁润了小鸟的心脾，于是它们亮起喉咙宛转地歌唱，也许是这歌声激励出情感，那路旁的小花才一朵比一朵开得鲜艳。”

第二天一早，曾大泉来到约定的老榆树下，等待着老民警与新徒的到来，心里洋溢着一种喜悦与兴奋。然而，令曾大泉意想不到的是，老民警带来的是一位刚二十挂零、面目俊秀的身着淡红夹克与高跟皮鞋的城里姑娘。于是，曾大泉顿时矛盾起来，想自己需要的是砌墙、拌浆干粗活的男工，而不是舞蹈演员，因此，他对眼前的这位姑娘心里很犹豫。这时，老民警很激动与恳切地说：“她跟您学拌浆、砌墙、打灶。不行，你训她、骂她……”这位姑娘没有任何言语，只是两片薄唇使劲地抿了抿，呈现出一种坚定的表情。这种坚定的表情让曾大泉省悟过来，认为她可能是下乡体验生活而来。于是，就收留了下来。

“春阳是绚丽的，她抹红了远处的山峦，山峦显得格外秀丽；抹红了近处的屋宇，屋宇一片金光。”日子一天天过去，尽管姑娘很少言语，但他们的一切工作配合得是那样默契，宛若就是一家两口。她那勤劳质朴的品性，她那俊秀靓丽的身影，她那含情的双眼，她那无私的关怀，不知自何时起，曾大泉由当初的异性好感进而渐渐上升到了心心相印的眷恋与依赖。因为自从有了她的帮助，曾大泉的活儿干得更有劲了，而且生活也显得有规律起来。可就在这夏去冬来的一个早晨，那件总是按时飘来的红夹克在日高三丈后还没见她一点影子，于是，“一团不解的疑云，在曾大泉的脑子里盘旋、萦绕着”。庸常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彷徨与急躁便接踵而至。于此，王金梁先生对曾大泉的心理进行了细微的刻画：

“此刻的曾大泉，身边不见了那淡红的色彩，仿佛失去了一只右手与左臂，一举一动显得那么别扭、不自如，乃至惶惶不知所措。本来已经拌合得很好的泥浆，他还在翻过来掀过去，无休无止地拌着、搅着，仿佛那里边失落掉一枚护身的金符，一定要搅出名目，搅出经脉，搅出那束时时在脑中闪烁的光亮。”

正当曾大泉一次又一次左顾右盼心烦意乱之时，“淡红的夹克”终于来了，并且还带来了一个一岁左右、正牙牙学语的长得十分逗人喜爱的小孩。这是谁的小孩，大泉只顾高兴，也没有问及。作者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这位姑娘的描写上：

“她今天的话特别多，而且还带着兴奋的神采。曾大泉无意打量了她一眼，哟，今天竟这般精神：淡红的夹克内穿一件洁白衬衣，烘托一脸霞光。低垂的头抬起来了，那披散的两颊云发已经谨严有序地拢了上去，瓜子脸宛若揭去朦胧的皎月，显得更加纯真颖秀和俊逸。那眼也亮了起来，水渍汪汪的，似一碧无底深潭，随时掀动着感情的微波细浪……”

此时的她与他洋溢在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与幸福之中，尽管这种激动是短暂的，幸福有些缥缈，但是，对她来说，这的确是来之不易。因为她为此苦苦地等了一年，今天终于自由了，新的生活与心的依托激起了她心中的层层浪花。因此，她在收工时，主动而委婉地向曾大泉表示了自己压抑已久的爱意，勇敢地向他诉说了她那不愿回忆的过去，真诚地忏悔了她那曾经浪荡的噩梦与淫秽的过失，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于早上刚刚办妥的“监外执行一年刑满解除证明书”，以希求能得到大泉的谅解、同情和怜悯。可是，“曾大泉只看了一眼，浑身便打了个寒噤，一双大眼沉沉地闭上了，那一页之纸，宛若千斤顽石，从抖瑟瑟的手掌中沉落下来……”这寥寥数语却将曾大泉心中的懦弱、惊恐与矛盾的心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在夜风起时，本想留下来的“红夹克”，却只好选择离开，她沿着来时的路，消失在暮色苍茫的落霞之中，于此，故事也戛然而止。这种非圆满式结束所留下的空白，就仿若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一样，让人心生无穷的回味与叹息。

在《那件淡红的夹克》中，其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述事方式与那烘云托月的场景描述，可以说是王金梁先生的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其实，这篇小说就是放在整个湖南文学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小说文本。

（二）

有人说文学就是人学。尽管文学常常是对虚拟理想与彼岸世界的描摹与状写，但是这种状写与描摹，却是来源于真切的现实生活。正如《文心雕龙》的《原道》中所说：“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彩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其意也就是说文学之道源于一种自然之道，源于现实生活的观照。

在王金梁先生的小说中，非常注意从现实生活中去获取精神养料。如《清明三月三》是王金梁先生于刊发于1980年第8期《作品》上的一个短篇小说，虽然当时的文笔不是很圆润，但其强烈的生活气息与对文学的感悟能力却已完全表露出来。尤其是那机智能干的笑姑的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甚深。

由于王金梁先生曾长期在机关工作，因此，在他的笔下，经意与不经意间流淌着衙门故事。如《后浪》、《钥匙》、《美丽的蓝字》、《窗外有只黄莺》等等。《后浪》是刊于1989年第1期《莽原》上的一个中篇小说，主要讲述马书记离任前的一个夜晚，散步时所碰到和想到的三个小人物：“纸条儿”、“一百响”和“小瓜子”。尽管这三个小人物在县里人微言轻、很不起眼，他们的日常工作也多半是些琐碎而繁杂的小事，但是，他们那种认真与负责的劲儿，却让马书记这样的“大人物”不得不由衷感叹。

《美丽的蓝字》与《窗外有只黄莺》里更多的是一种对机关生活的调侃。当然，他的这种调侃比起王跃文的扛鼎之作《国画》与《梅茨的故事》，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它给人的感触却是那样的强烈而悠长。

随着时间的演进与阅历的增长，王金梁先生的小说创作显得更为成熟与丰满。如他的《哑爷》，以及新近于《章回小说》2004年第3期上发表的《母系氏族最后一个幸存者》，都写得非常不错。

《母系氏族最后一个幸存者》，主要记述了发生在湖广边界的一个甚为偏远而又非常神秘的月牙村的故事。对于月牙村的神秘，王金梁先生用墨不多，但很到位。其一是突出了地理位置的险峻。月牙村“方圆不过五里，四周都是刀削般的高山，外出的路只有一条绕着山腰盘旋而上的石阶小路。石阶小路的尽头有座月牙形的山洞，穿过山洞算是出了村，其实，出了村也得走三四十里的山路才有人家”。这段话语的描述仿若让人感受到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的那种渲染的笔锋，让读者慑服于这一引语之中，产生往下读的欲望。其二是突出了月牙村里奇异的婚俗。月牙村原本只有女人，夏天来时，无数的姐妹赤裸着身子在溪水中嬉戏与歌唱，秋天过后，一些挑着布匹丝线与盐油的男人如期而来与她们过上温存而癫狂的一夜，然后抱走前一个年头生下的男婴，而将女娃留在村中，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维持着月牙村的繁衍生息。但是，自从日军进入月牙村之后，这里的平静被破坏，这里的祥和变成了血腥，百十号姐妹中除了丁四婆一人得以虎口余生外，其他的全部成了刀枪下的冤鬼。从此，月牙村人烟稀少，尽管在反右与“文革”的政治运动中，不断有人逃难到这里，然而，这里的喧闹不再，偌大的一个村寨，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三户七口，这就是月牙村的神秘。

再说村里的丁四婆，则更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她虽然早已迈入古稀之年，但身子骨还很硬朗，坚持独自一人住在溪边的竹屋里，成天在竹片上刻着各式各样的月牙，并将刻满月牙的竹片插满了溪流的两岸。关于丁四婆的竹片，王金梁先生这样描述道：

“丁四婆刻下的竹片，除了偶尔修补一下竹屋，其余的便是全部插到小溪边。”

“丁四婆破下的竹片都是三尺左右一根，她从靠竹屋门口的小溪边插起，沿着小溪往上插，三两根一个叉，三两根又一个叉，是编篱笆？但比编篱笆认真得多，不杂树条，也不留空隙，一色的青竹片，从竹屋门口溪的这边，一直编到溪的尽头，又从溪尽头的那边编回来，三里小溪被千万根竹片围了个来回。”

然而，她是为了什么？月牙形的符号代表何种意义，无人问起，她也从未向外人说道，唯有那只颈脖上套着根三寸长的小竹管的大黄犬溜溜，形影不离地蹭伏在她的身边，并忠实地守护着那些刻有月牙符号的竹片。丁四婆非常珍重她那月牙形的竹片，仿若就是她的生命，一旦有人弄坏她的篱笆，抽走她的竹片，她必需查个遍，并要叫她的大黄犬溜溜叫上三天三夜静更深。不过，丁四婆竹片上所刻的那月牙形的符号，一定是有其意义所在。一次她的孙媳檀秀说要帮她刻月牙，丁四婆说，那不是月牙，那是字。究竟是什么字，除丁四婆外常人都不认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字的古怪，王金梁先生在小说中推出了古文字研究专家李媛。

李媛一次在日本考察时发现了这种刻有月牙符号的竹片，后经了解，得知这是二战时，一位日本军人从中国带回的。后来又因一次偶然的机遇认识了月牙村所属乡镇的一位文化干事，从他哪里得知月牙村里就有这种竹片。于是，引起了李媛的关注，并独自来到月牙村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丁四婆在竹片刻画的月牙与月牙洞里那一万多年前的石刻图形惊人的相似。再加上月牙村里千百年来所流传的一次性群婚习俗上看，断定丁四婆可能是母系氏族里的最后一个女人。当李媛将这一发现公之于世后，月牙村立即沸腾了，前来猎奇观光考察采访的人们接踵而来、络绎不绝。每一批游人来到村里，都要求丁四婆给他们讲述月牙村的故事，但丁四婆的话外面人无法听懂，就叫小孙媳檀秀翻译。此外，檀秀时常作为义务导游，陪着游人去参观竹片上的月牙与月牙洞里的石刻。游人在月牙村里照相、听故事，也玩得非常尽兴。尽兴后的游客总要给檀秀她们留下些东西，于是，月牙村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随着游人的日益增多，丁四婆一家的矛盾也渐渐多了起来。首先是大孙媳桑秀怀疑老公木鹰与山外的女人有染，其次是小孙子木鹞则非常害怕自己的媳妇檀秀跟外面的男人跑了。后来，一次因山外两个穿花格衣服的人要求要在玉米地里的草寮里过夜，木鹰为了这两位游客的安全而陪了他们一晚。于是，木鹰与桑秀间的误会进一步加深。丁四婆为了查实这两个穿花格衣服的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只好去问木鹞与檀秀，因为檀秀与那两个穿花格子衣服的人一起照过相。不想，这一问在檀秀与木鹞之间又引发争端，当木鹞挥起拳头准备向檀秀开弓时，木鹰突然闯了进来，架住木鹞的手，并告诉木鹞那穿花格衣服的是女人。由于木鹰自己承认所陪的花格衣服的人是女人，而月牙村里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花心男人，于是，丁四婆的眼里射出一道寒光。檀秀感觉到事态的不妙，因为木鹰的父亲也就是在这种寒光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因此，她倏地用身子挡住了木鹰，不顾木鹞的仇视，极力向丁四婆证实那穿花格衣服的是两位男人。男人、女人，女人、男人，让木鹞、桑秀无所适从，照旧也让丁四婆犯了难：“丁四婆两眼憨憨地望着木鹰与檀秀，那一束寒光早不见了，雾蒙蒙的眼里第一次滚下一颗湿漉漉的老泪来……”

这里一张一弛，跌宕有致，将丁四婆、木鹰、檀秀、木鹞等人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尤其是丁四婆的那一颗“老泪”，更易触发起读者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去进行自省与自问：是被木鹰、檀秀的高尚人格所感动，还是对当今世道的不可理解，抑或是对自己灵魂的忏悔？我们无法知晓。而王金梁先生在小说的结尾处只是淡淡地提到：第二天，当桑秀照例给丁四婆送去熬好的包谷粥时，发现丁四婆与溜溜都已安详地离开人世，溜溜身上的那只竹管已劈成了两半，管里的药丸一颗也没有找到，而丁四婆的手里拿着一截新刻有许多月牙的竹片。

这里更让人琢磨不透，好好的丁四婆为何在流下那颗“老泪”之后，便选择了离开？是她的思想跟不上变化的世界，还是年老的她无力去维护月牙村里的清规戒律？我们依然无法知晓。

后来，经月牙文字专家李媛辨认，丁四婆手中那块竹片上的月牙符号的意思是：“她第一次明白，不是夫妻的男人和女人，原来也有这金子般的赤诚……”

这一故事不仅情节生动有趣，而且鞭辟入里，让人读来有如泛舟于清溪之中，飘然于红尘之外，感受到一种自然的清新与原生态的人文之美。

以上仅是我对其部分作品阅读之后的一些零碎的感悟，其实，在王金梁的小说里还有许多更好的篇章我没有涉及，这只能说是一种遗憾与不足。于此，我们相信在未来的耕耘中，他定会创作出更有分量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