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回首与戏语人生

――从胡英先生的《透视人生》看20世纪的沉重与晦涩

杨金砖

（一）

关于胡英先生，我心慕已久。早于十几年前，他在《楚风》杂志任主编的时候就已认识。然而，那时我只不过是一位喜好文学的业余读者，对“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文学殿堂与作家，只是一种隔岸观荷式的内心仰慕，压根儿不敢皈依文学去成为一位真正的朝香人。后来，因工作的需要及周边朋友们的影响，我才惴惴不安地弃理从文，渐渐走上文学之路。从此，不仅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而且还不时地能聆听到他们的教诲，研读他们的大作，让我游弋在文学的海洋里，这实在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胡英先生于文坛上的起步是比较早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山里人》于《湖南文学》刊出后，就曾得到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的关注，周立波先生还特地在《文艺报》（1963年第5期）上撰文为他进行宣传和推介，湖南文学界专门召开研讨会。处女作能获得如此殊荣的，也许不曾多见。后来，由于“文革”的缘故，荒废了写作，及至70年代末，在日益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才提起笔来，去寻觅那尘封已久的旧梦。

胡英先生的为文正如其为人，恬静散淡，朴实自然，随兴而为，有感而发，从不刻意雕饰。因此，读他的作品，有如欣赏古玩般的愉悦。无论是写景还是写人，都是那般玲珑精致，干净流畅，无半点冗余。语言磨练到这一地步，也实是不易。最近读到他的《透视人生》一书，更证实了他的这一行文风格的独特。

《透视人生》一书共收录了他两部近作：其一是自传体小说《每人都有一台戏》，其二是新神话小说《猪八戒新传》。论其文学色彩，我私下认为《猪八戒新传》写得诙谐荒诞而又尽现其时代况味，让人读来无不为之捧腹大笑。但是，《每人都有一台戏》在文学上虽不像《猪八戒新传》那样诙谐，在思想上却更有深度和厚度。其真实的史料、切身的感受，以及那悲喜莫辨的故事与那内心深处的忏悔，给读者留下了至深至沉的印象。他说人写己，既不曲意粉饰，也不刻意逃避，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甚现《春秋》之道。尤其是“我的初恋”与“红色恐怖”等章节，真是直可与卢梭的《忏悔录》相并提，堪称出于肺腑的灵魂之语。显然，要达到这一境界，不仅需要敢于剖析自我的勇气，更需要一种直面现实的求是精神。

在专制独裁的政治文化中，当权者总是无限正确、无限光荣、无限伟大，尽管他已是横征暴敛，弄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但是任由宰割的黎民，只得依旧高喊着“吾皇圣明”、“皇恩浩荡”、“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历史上凡是“实事求是”、“正大光明”喊得山响的时代恰恰是最不求是、最不光明、最不民主的时代。因为行动的政治不需要言语来表白，它有如“老子”的“道”，皆在不言中；而言语的昭示只能是对“皇帝新衣”的一种解说，因为它虚无缥缈，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只好用言辞来粉饰与求证。

其实，讲真话，讲实话，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原本是普通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但是，一旦经过独裁政治的异化，这种人之为人的准则，换来的不是人格的荣耀，而是惨重的皮肉之苦与无以奈何的灵魂之痛。历史上，因讲真话而罹难者，几乎是无以数计，在这血淋淋的史实面前，人们学会了缄默，学会了跟随与附和。因为立于别人的檐下，只有看别人脸色的份儿，哪有自己发言的权力？于是，便有了“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然而，长此以往，民风颓废，政客横行，世道衰退，也就都在情理之中。因此，巴金于《随想录》中大声疾呼地倡导要讲真话、讲实话。胡英先生的《透视人生》里所凸现的也正是巴金老人所疾呼的讲真话的凛然文风与鲁迅式的铁骨精神。

胡英先生对写作的感悟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创作这活儿不像织毛衣，勉强不得，当然也懒散不得。”①创作是一种心灵之语的自然流露，在灵感与情感没有调动起来时，勉强为之，肯定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然而，当灵感涌现之时，也是懒散不得的，因为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它需要情境与物境的完全契合，这就犹如山洪与海潮，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不仅了然无痕，更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灵感来时必须珍惜，不得懒散。这是胡英老先生所奉行的创作之道，其实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

（二）

回首20世纪，从科学上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辉煌的世纪，在许多领域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使大部分人越过贫穷的界线而进入到小康乃至富裕的梦乡。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20世纪又是一个人狼共舞、妖魔四起的世纪。不仅国与国之间的销烟弥漫始终，而且内部的屠戮与洗劫也从未停歇。从30年代斯大林对阶级异类的清洗，到40年代前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50年代而后的中国大陆相继掀起的各次政治运动，再到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对金边华人的枪杀，以及90年代卢旺达的种族之争、印尼的排华惨剧、科索沃民族的矛盾……仿若人头就是地里的韭菜，想割就割，动辄成千上万的平民遭受洗劫，成为含冤新鬼。举目四望，我们的周边真是骸骨成山、血流漂杵、冤魂成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惨剧的制造者却很少有人对死者的呻吟去进行灵魂的忏悔。在所谓的互不干涉“内政”的游戏规则下，任由那些道貌岸然的人间恶魔肆无忌惮的残暴我们的同类。

面对人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暴，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纳粹分子起初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犹如一声巨雷，久久地响彻在我们的耳边，让我们这些苟活的人为此羞愧难当与忏悔不已。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恰恰就是这种希特勒式的革命的翻版。今天搞掉一小撮，明天搞掉一小撮，似乎这些划为阶级异类的都是罪有应得，于是，激情高涨、斗志昂扬的人民个个手举“红宝书”，足踏“忠”字舞，声嘶力竭地跟着瞎起哄，未想到几个运动下来，一不留神自己也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别人批斗的靶子，遭到更为严厉、更为残酷的凌辱。整人者终将被人所整，害人者也必将为人所害。在佛教里这叫“因果报应”，即种什么因，必获什么果。在儒家文化里，这叫“善恶分明”，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关于20世纪中的人性的扭曲，在巴金老人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并未付红尘》等书中都曾有过或详或简的描述与剖析。巴金老人到死仍在呼吁“筹建一个文革纪念馆”，让那些屈死的冤魂有一个真正的归宿，让苟活的施暴者有一个洗刷灵魂的去处，更给后来的人们留个前车之鉴。老共产党员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写道：

我跟着共产党，受苦受穷，吃糠咽菜，心甘情愿。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①

一个有知识、有建树的老共产党员，在运动中都不能幸免，先后沦为“炮灰”、“走卒”，最后在人生的弥留之际不得不发出这样深深的忏悔。可见，政治运动给人的心灵与肉体所造成的伤害是何等的巨大。

其实，“文革”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肉体与灵魂的痛苦，更是一种文化与道义的浩劫。

胡英先生在他的《每人都有一台戏》中以“局中人”的身份记述了当年长沙的武斗场景，虽然在全书中比例不是很重，只有三四个篇章，但当年那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热情”却尽现纸上，好斗的“勇士”仿若就是一些迷途的疯狗，成天地张牙舞爪地厮咬着相识与不相识的行人。胡英先生的这些文字无疑是一段血泪并注的历史，它言说的虽然仅仅是长沙的个案，但瓶水之冰，可知天下之寒，长沙如此，全国也就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因此，胡英先生的这些文字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状况，胡英先生用了“苍狗白云，变幻莫测”几个字来形容，真是恰当而准确。胡英先生于文中写道：

1966年初，我看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以为是学术界的一场讨论，与我无关，没把它放在心上。4月，《新湖南报》开始公开批判康濯先生的“中间人物论”，我还认为是文艺界内部整风，也不过批评罢了，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大革命”就要到来。5月，我才发现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①

在“文革”之初的几个月里，多是对文化与文艺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与论争，并没有发展到武斗，因此，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大家都还能应付时局的变化。未想到几个月过后，却变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从灵魂到肉体的镇压。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人仕子的日子便不再有春秋战国时的那种洒脱与飘逸，渐渐升起的文字狱，犹如一把悬挂在知识分子颈上的利剑，让文人胆寒，让仕子色变。譬如：宋朝的“乌台诗案”几乎让大文豪苏东坡掉了脑袋。到清朝，由于他们身为外族，自觉底气不足，于是，对言论与文字管得更死。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之类的对自然现象的咏叹，都让他们慌恐不安，认为这是对大清王朝的讽喻，于是，大开杀戒，完全失去了他们早日那种驰骋沙场的雄风与骨气。不过，提起文字狱，最为惨烈的莫过于20世纪的60年代，那真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

胡英先生提到谢英女士因“世事沧桑尽蹉跎，无端引起恨偏多”而遭致大批特批的事，让我想起当年我们村里一位老者在草帽上写了“水落石出”几个字，就被村里的“革命”人士抽来批斗，说他是美蒋残余，一心希望蒋介石打杀回来，而被“群众”斗得死去活来、体无完肤。另一位只字不识的贫苦老妈，只是在干部面前唱了一句私下里盛行的歌谣：“社会主义好，三餐吃不饱；共产主义长，锅里无肉香。”立马成了现行反革命而险些丧命。

在棍子胡乱打、帽子满天飞的“文革”中，一个群体要去整掉一个人，真是太容易了。正如毛泽东1957年在丁玲的材料上所批的“抓住她的小辫子，把她搞臭！②”文革中，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先后都被搞臭了。

其实，就是那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些造反者，也相继成了圣坛的祭品，成了“文革”的炮灰，成了时代的垃圾。

从某个角度上看，“文化革命”其实就是苏联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的翻版。自从毛泽东先生的第一张大字报起，大陆便进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混乱之中。经历“文革”之后，胡英先生从《杨成武在1967》中才恍然大悟：

才彻底明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名曰“反修防修，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其实际是上层的一场权力斗争！所谓群众运动，完全是运动群众，愚弄群众，拿百姓的生命当筹码、拿国家当赌注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博击、大浩劫！③

胡英先生在《冤魂》一节中对朋友谭国泉的记述不仅生动真切，而且感人至深，可谓是字字含泪，句句惊魂。谭国泉比胡英先生小两岁，1967年时只有二十八岁。他原本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既不“保皇”，也不“造反”，从来“只老老实实上他的班，诚诚恳恳做他的事”。对于谭国泉，胡英先生这样描述道：

“长得高高大大，高鼻大眼国字脸，对人总是一脸笑，且笑得憨厚，笑得纯真。大家都很喜欢他，因此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处里就安排他搞劳资，当预备干部。”

“不管哪一派得势，他好像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连大字报都未写过一张。不管风云变幻，世态炎凉，似乎与他无关。”

然而，当时长沙，有两个水火不容的造反组织，其一是以河西高校学生为主的“高司”，其二是以河东的工人为主体的“湘江风雷”。他们“以湘江为界，对峙那么激烈，水火不容，简直像朝鲜战场的三八线。”相互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极为激烈的一次，“湘江风雷”“先是捣毁南门口德茂隆楼上的高司驻点，接着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中苏友好馆的‘6·6’惨案，不仅打死了不少学生，还放火把大楼烧了，连前去制止的解放军军车也被掀翻三辆，烧毁一辆”。出现这种恶性事件后，中央仍然未置可否，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于是，全长沙乃至整个湖南顿时陷入到一片恐怖之中――胡英先生诙谐地将其称为“红色恐怖”。

其实，“恐怖”就是恐怖，何有“红色”与“白色”之分。于此，要有区分的，就是在所谓的“红色恐怖”年代，恐怖的程度更深，几乎是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和惧怕，而不是如白色恐怖的岁月，只要你不去革别人的命，只要你认真地去做一个官方认可的“良民”，你还是有安全感的。但是，到了“文革”时代，这种红色恐怖下就没有了永久的“良民”。你不去革别人的命，照例也会被别人革掉你的命；你去革别人的命，反过来你的命会被别人革得更厉害。因为在这些周而复始的运动中，除了最高权力者，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立场”总是“正确”。譬如：王力、关锋、戚本禹、蒯大富之流，无一不是“炮打司令部”的干将，可是，说变就变，一旦目的达到，这驳效了犬马之劳的“御用”卒子立马成了阶下囚徒，成了乱党贼子。在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游戏中，国家成了一部失去规范而无序可循的机器。在这部机器里，良知被搅成肉泥，道义化成了乌有，唯有那喷涨的热血将历史的悲剧一遍接一遍地重演。

在险象环生的“红色恐怖”中，胡英先生可谓是吃够了惊吓与皮肉之苦，但同事谭国泉更是厄运临头，好端端地成了革命的屈鬼。

谭国泉随媒人到湘江对岸的河西去看一个女友，不料在茶楼里被“高司” 的敢死队——“红色怒火”的战将们抓去，疑其是“湘江风雷”的“探子”而严刑拷打。尽管他反复申诉自己与“湘江风雷”毫无干系，但那些丧心病狂的暴徒哪里听得进他的申辩，在审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时，不由分说地将他押到一块稻田里一枪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一个活生生的成年男子，一个与世无争的优秀青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惨死在毫无意义可言的相互残杀之中，生命宛若路上的蚂蚁，横祸随时伴随着左右。

其实，无论是“湘江风雷”，还是“高司”，他们原本都是没有任何隔阂的兄弟，可是在现代迷信的蛊惑下，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对头。他们使用一切对待敌人与异类的手法来践踏蹂躏自己的同志，在这里不仅看不到兄弟情感，更看不到同志情谊，如似两条到处乱咬的疯狗，没有仁义可言，没有道义可讲，没有人性可谈。在那个时代，个体的生命仿若就是秋风里的桐叶，完全被政治的寒流所操控。

于此，我想起章诒和《晚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的聂甘弩。聂甘弩可以说是一个大学者，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古典文学，他无所不通，并且他“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可是，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耿直狷介的品性与汪洋恣肆的才华，在那魑魅横行的“文革”中受尽折磨，并险些丢了性命。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聂绀弩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员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①世界混乱如此，可以想见，像胡英先生笔下的谭国泉这等无名之辈，再大的冤屈也只能自己兜着，有谁还会想起他的存在？然而，当读到“半年后……根据国泉生前牙齿的特征，才在一座荒丘上找到他的骨骸。他父母哭得死去活来，在沿江大道他那寮棚似的家中为他‘招魂’，为他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时，这情景真让我心生一种莫名的痛苦。从胡英先生这质朴的言辞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内心深处的奔涛之涌与剜心之痛。

胡老的文章耐人寻味且又给人启迪，从这里我看到了文人的良知与道义，读到了文学的真实与纯粹，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与情谊的珍贵。于此，我忽然想起胡老的一首《自嘲》诗：“人老何所乞，清贫兑清闲。晨昏十里走，子午按时眠。寂寞书当酒，开心妄立言。飘然三界外，常乐仿神仙。”我想，也许只有处在这样一种“飘然三界外”的无欲无求的境界之中，人的腰杆才会真的硬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