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对潇湘文学的影响

杨金砖

假若说虞舜的《南风》是潇湘文学园地里的一颗种子，那么，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则给潇湘大地带来了第一片文学绿洲。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是一个诸侯并起、鱼龙混杂、群魔乱舞的时代。由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合纵连横，称雄天下，相互之间你争我夺，战事不断，黎民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各种思潮迭起、花样不断翻新。尤其是在战国后期，局势更为混乱，较大规模的战役就不下十场。如公元前353年齐救赵攻魏，败魏军于桂陵；公元前342年齐国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魏将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公元前340年齐、秦、赵联合攻魏，擒魏公子邛，魏的力量不断被削弱；公元前301年齐、魏、韩攻楚，杀楚将唐昧；公元前300年秦攻楚，杀楚将景缺；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胜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虏魏将公孙喜；公元前284年六国联合攻齐，燕将乐毅攻入齐都临淄。

这期间合纵抗秦的活动有两次：一是公元前318年韩、魏、赵、楚、燕五国联合攻秦，楚为纵约长。二是公元前288年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但均无成果。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屈原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国之不国、家之不家的混乱时代。屈原怀着重振楚国威风的远大理想，一心辅佐怀王，但怀王听信谗言，怒将屈原逐出京城，屈原面对这种“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的黑暗世道，只好著《离骚》以抒胸臆，作《天问》而发浩叹，诵《九歌》而祭亡灵。屈原如一位旷世无双的剑客，将这灵动的文字变成一支横扫七国的劲旅，独自成就了楚国最为辉煌的霸业，从此，一个精神王国的神话有如日月照耀在中国文学的史册上。

一、屈原的坎坷人生

关于屈原的出生，史书上甚为简略，目前根据屈原《离骚》中的描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

司马迁于《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由于屈原的横溢才华与高傲风骨，引起上官大夫与朝廷佞臣们的嫉妒与恐惧，于是，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屈原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攻倒算，使其无缘无故地蒙受各种打击与迫害，屈原的人生之路从此变得坎坷不平、步履维艰。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楚国外交方面发生一件大事，秦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派张仪使楚，四处游说并重金贿赂了一批楚国大臣，说只要楚国与齐断交，愿意让出商於（今河南淅川县一带）之地600里给楚，怀王利令智昏而信以为真，欣然同意张仪之策，决然与齐闭关绝约。结果与齐断交后楚国使者赴秦受地时却只领到了6里地，怀王发现大呼上当，盛怒之下，发兵攻秦，结果是一败涂地，不仅损兵折将8万余人，而且还丢失汉中地600余里。这时怀王只好重新启用屈原，委以出使齐国，重修旧约的重任。

秦国发现楚国派屈原出使齐国，知道屈原在外交上坚决主张连齐抗秦，于是再派张仪出使楚国，故技重演。结果楚怀王再次在对齐国的外交上背信弃义，使屈原的连齐游说付诸东流。

在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09年）左右，秦楚结盟，并互通婚姻。屈原被怀王进一步疏远，并贬谪到了汉水的上游的襄樊一带。一路走来，他频频回顾，愁肠百结，悲愤交加。

后来，在一系列的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怀王已深深地陷入到了绝齐降秦的泥塘之中，最后，在一次赴秦盟会时竟连自己也被扣在了秦国，客死异域。可是，楚国新君顷襄王更为昏庸。屈原不但没有得以启用，反而被流放得更远。

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屈原从国都郢城出发，沿着汉水而下，来到长江南岸的洞庭，然后，由洞庭溯沅江而上，到达当时楚国西南的黔中重镇溆浦。他在这一带辗转流离，积极投身于楚国人民抗击秦兵的斗争之中，屈原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及至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兵大举进攻楚国巫郡，并在黔中撕开一个破口，情势十分险恶，屈原为了不至于被秦军俘虏，只好随沅水而下返回洞庭，而后进入湘江流域。①但是，日薄西山的楚国政权让屈原无法看到一线复兴的希望。就这样，诗人边走边吟，面色一天天变得憔悴，形体一年年枯槁下来。

一天，江边的一位渔翁认出了这位名震楚国的大诗人。于是问到：你这样一位功高盖世、名震同僚的三闾大夫，为何沦落到如此穷困潦倒、精神萎靡的凄惨地步。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翁说：“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回答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而渔翁听后，莞尔一笑，一面划着船桨，一面唱着歌谣悠闲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一个千古难寻的文辞高手，一个“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文人——屈原，在可遇而不可求的困境中潦倒一生，最后投江而去，成为洞庭碧波中的一个光影。

一百余年后，西汉著名的政治家贾谊谪居长沙，路过洞庭时，看到那怒如狂涛的洞庭之水，忽然想到了怀沙沉江的灵均。于是，感慨万千地写道：“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太史公司马迁于《屈原贾生列传》一文的末尾动情的写道：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乃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的哀叹显然是出于肺腑的一种同情。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诸雄并起，列国纷争，周王室已经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和控制。从而，“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开放政治，给有识之士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因此，当时多数怀才之士，都不肯孤守一隅，甘愿做“国际浪人”去周游列国，寻求仕途，实现自己最大的理想。于是，智者纷起，学派林立，开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轴心时代。

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弃魏相秦，孟轲游说齐梁，荀况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许多功成异地的人物照旧获得世人的尊重与敬仰。然而，唯有屈原却坚定地“吊死在楚国的这棵树上”。但是，也恰恰是屈原这种与中原士子有别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爱国主义的崇高标格，使他成为楚民族的一轮太阳，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道风景。

诚然，屈原思想中的这种忧国爱民情结与楚国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在西周初年，楚民族在穷山恶水的丹阳（湖北秭归县东）建立起了一个不过百里的小国，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周天子名义上的认同，但中原诸侯并不认可，常常给以歧视和刁难，楚国在这种忍辱负重的困苦环境中，筚路蓝缕，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在公元前706年左右的春秋初期，楚王室首次向中原诸侯宣布：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

当时周王室并没有认可楚国的请求，但楚武王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从此，楚君自称为王。楚文王迁都至郢，灭国五十，扩地五千里，兵甲过百万。至楚庄王时，已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曾想逼取天下，称霸中原。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威震诸侯。

屈原自幼年时代起，就深受这种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楚先民族精神的浸染，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与关心。他于青年时代所作的《橘颂》一诗就表现出了他的这种爱国爱家的品质：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他通过橘的品性来形容自己生不从二君，死不去别国。其实，屈原一生的最伟大之处，也在于他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家，时时保持着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共呼吸同患难。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战国七雄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后，国力强大的只剩下齐、楚、秦三国。而齐国被燕战败之后，元气大伤，实际上只余下楚、秦两国的抗衡。这时出现了以楚为主的合纵，与以秦为首的连横。

楚怀王即位初年，也曾踌躇满志地拥有一个图霸中原的宏伟蓝图。他任命屈原担任楚国左徒。这一职位仅次于令尹一职，可见他对屈原是非常重视的。这时屈原提出自己安邦治国的“美政”主张与见解。屈原认为国家应“以民为本”，实施“德政”，走“民生”之路，倡导路“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可见，均贫富的乌托邦思想，在屈原的治国理念中就已表现出来。但是，后因上官大夫所谗，被怀王削去左徒一职。

在公元前305年前后，秦楚结盟，并互通婚姻，主战派的屈原被疏离得更远，他离开国都，先是到了汉北，然后顺江而下，折道来到沅湘之间。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深秋季节，草木摇落而凋零，百姓困苦而流离，生活赤贫犹水洗，国运艰难如火烧。目睹此情此景，屈原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叙事体长诗《离骚》。

司马迁认为“离骚”就是“犹离忧也”。班固指出：“离，犹遭也；骚，忧也。”寓意自己离开君王，离开国都，朝中奸佞当道，国运堪忧。《离骚》长达372句，共计2461字。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屈原从自己的家系、出生写到情趣与志向，从治学的上下求索写到安邦治国的政治理想，他调用自己所有文学潜能与思想情感，运用各种奇幻幽深的象征手法，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长诗，将沉寂的楚国文学推到了中原文化的快车道上，由此而升起的楚辞热潮成了继《诗经》之后的显学。

《离骚》的秀美婉约与若明若暗的幽深之美，宛若一幅绝美的锦嶂，交织着难以计数的艳丽的丝缕，将历史上、神话中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尽摄诗中，描绘出一幅层林尽染而又驳杂纷呈的悲秋图景。

《离骚》虽未必条理整饬，也未必层次明晰，但是读将起来却感人肺腑、令人忧愤、引人长思。正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说：“其文约，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在“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么纯洁而明澈：“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时局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眼看着“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直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诗人在极度苦闷惆怅之际，原本可以退隐而独善其身，也可以去国远走而另谋新生，但是，这些逃避现实的态度终究与屈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强烈感情相去甚远。当他在想象的极乐世界升腾远逝的时候，回头却看到了祖国的大地：

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故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诗人从幻想的高空又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这次艰难的神游其实是灵魂深处血泪挥洒的抒发，到了最后，他只好浩然长叹：“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里认为：“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辞不能以次者，真也。”我想屈原之所成其为屈原，也正是突出了这个“真”字。

屈原始终是一位可爱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游戏权术的政客；是一位良知的文学巨匠，而不是一位游走官场的说客。他只知狷狷自守，而不知世道权变，他曾想过和光同尘，随其流而扬其波，但其纯真耿直的禀性又不容其有任何违背本意的举动。他无奈地徘徊在岸边，狐疑地张望着这个世界，当夜幕收走最后一线霞光时，他只好悲愤地怀沙沉江——“从彭咸之所居”，以结束自己这蹩脚的人生之旅。

二、屈原的旷世之作《天问》

屈原长期流放在汉水与洞庭一带，除了创作名震文坛的《离骚》以外，还创作了《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之作。尤其是《天问》，可以说是《离骚》与《九歌》之间所崛起的另一座文学丰碑。

由于现实世界的艰辛坎坷，精神世界的忧愤迷惘，使他在无可奈何地等待与企盼中打发这虚度的年华，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国家日趋衰微而不能匡扶，佞臣当道而不能“清君侧”，朝廷昏聩而听不进良臣诤言，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孤独愁苦之中，只好转而向天发问：

曰：遂古之初，请问:那远古开端的情况，

谁传道之？      究竟是谁把它传述下来？

上下未形，      那时候天地还没有形成，

何由考之？      又根据什么办法去考察？

冥昭瞢暗，     当时昼夜不分一片混沌，

谁能极之？      那么谁能够清楚认识它？

冯翼惟象，      元气充满空间无形唯象，

何以识之？      这又怎能够辨别明白啊？

明明暗暗，      宇宙中有光明又有黑暗，

惟时何为？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何在？

阴阳三合，      阴阳和元气三者结合着，

何本何化？      它们谁是本原，谁又是造化？

圆则九重，      浑圆的苍天高达九重，

孰营度之？      到底又是谁把它建造筹划？

惟兹何功，      如此伟大的工程，

孰初作之？      究竟又是谁最初创建的呢？

斡维焉系？     天的“轴承”又连结在何处？

天极焉加？      旋转的“天轴”往哪里安插？

八柱何当？      八根擎天大柱坐落在何处？

东南何亏？     地的东南角为何出现倾塌？

九天之际，     高高的九重天的边缘啊，

安放安属？     安置在哪里？又用什么东西连结？

隅隈多有，     天边有多少角落和弯曲？

谁知其数？     有谁知道它的数目？

天何所沓？    天和地在什么地方相合？

十二焉分？    十二时辰又是如何去划分？

日月安属？    太阳和月亮怎么附着在天上？

列星安陈？     群星又如何罗列成这样？

出自汤谷，    太阳每天从汤谷走出来，

次于蒙汜，    晚上停宿在蒙汜这地方。

自明及晦，    它从天明开始走到天黑，

所行几里？    一共走了多少里程？

夜光何德，    月亮它具有什么德性啊，

死则又育？    逐渐死去，而随之又渐渐地复活过来？

厥利维何，    它究竟要贪图什么好处，

而顾菟在腹？  要把那兔子在腹中畜养？

女岐无合，    女岐没有结婚也无丈夫，

夫焉取九子？  她的九个孩子取自何方？

伯强何处？    那大疫鬼伯强住在何处？

惠气安在？    祥瑞惠气又在什么地方？

何阖而晦？    什么东西关闭了苍天，使大地黑暗？

何开而明？   谁的力量收起夜幕，使苍天光明？

角宿未旦，   当东方还没有天亮的时候，

曜灵安藏？   光辉的太阳在哪里躲藏？①

《天问》不仅表现了屈原探索宇宙的科学精神，也表现出了他对人生的极大关怀。他昂起一颗抗争的头颅，本着上下求索的精神与勇气，对诸多自然现象与社会事件提出了大胆质疑与盘根究底式的追问。一口气对宇宙、天地、社稷、人事提出了170多个问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尤其是关于“遂古之初”的宇宙的由来，即时间开始之前的宇宙状态，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尽管科学技术已有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当我们真切地去面对时，依然是无言以对，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解答。

不过，我们的先哲在屈原的《天问》之前，就作过许多这类的探究。如庄子的《天运》：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炤曰：“来！吾语汝。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②

这里所不同的是，《庄子•天运》中是问而有答，而屈原的《天问》则是一问到底，显得更为大气磅礴、婉转幽丽。此外，在《淮南子》一书中也有多处记述：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汉垠……（《天文训》）

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俶真训》）

可见，《天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春秋后期知识阶层对天体构成的普遍关注所使然。

屈原在问完天体宇宙等自然现象之后，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起，立即转移到国家社稷的问题上，直问夏、商、周的兴衰与存亡之事：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③

屈原认为夏商之灭，原因是暴君听信奸佞谗言，坑害忠良贤能，颠倒黑白事实，不顾百姓生死，最后导致民心向背、国破家亡。这里无不带有以古喻今，借古鉴今之意，目的是希望楚怀王、顷襄王从历史的教训中醒悟过来，远离身边的奸佞小人与乱臣贼子，振作精神，招募贤良，重振楚国威风。

关于屈原的《天问》，有人指出其意即是“问天”。王逸《楚辞章句》：“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当时被放逐江南，长期身处困境之中，借问天以抒情志，借人事以发幽愤，以质问的形式引述历史，表达自己始终如一的政治见解，其意与《离骚》可谓是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王逸在《天问序》中所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写愁思。”屈原的心中积压了太多的不平，太多的愤懑，只有“问天”才得以抒发出来④。

屈原的《天问》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传说故事，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可多得的一份重要文献，而且也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审美视角，使人们从情感世界的低吟浅唱，从现实世界的政治角逐，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耕耘劳作之中开始直起腰杆，仰头张望那虚幻浩瀚而又奥妙无穷的天空，从而将文学引入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之中，开始了文学对自然的探问与对人生的考究。没有屈原的《天问》，就很难想象后来文学作品里“一粒米蒸世界，半边锅煮乾坤”的博大气度；没有屈原的《天问》，也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的幽深厚重。鲁迅于《摩罗诗力说》中对屈原的《天问》这样评价道：“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正是屈原的这种质疑天宇的胆识开创了湖湘文化的先河，也预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民族之不屈精神。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尽管我们的现代科技已将人类推入到了一个极妙无穷的数字时代，我们的飞船早已进入太空，可是，我们回过头来，静心地去品读屈原的《天问》，发现我们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竟是这样的缓慢，人类的认知水平与屈原时代相比较，竟然没有多大质的变化。

于此，我想起印度奥修大师的一种观点，他说世界分为可知和不可知两部分，不可知的则永远不可知，学习与探索只能让我们将可知中的未知的东西转化成已知，仅此而已。不过，屈原于《天问》中所呈现的琦玮僪佹之事，惊世绝俗之论，穷究宇宙人生本原的勇气，却正是我们当今科学领域所不可或缺的。

三、屈原对潇湘文学的贡献

关于潇湘文学，屈原可谓是开拓式的人物。他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光照千古的不朽之作，不仅为潇湘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学习的蓝本，而且由其发端的楚辞，成为秦汉时代的一种流行的文学体裁，影响甚为深远。屈原对“潇湘文学”的贡献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1．屈原的创作为潇湘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奠定了屈原的文学地位，也为潇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将《诗经》与《离骚》相提并论，合称“风”“骚”，可见，《离骚》影响之大。刘勰于《文心雕龙•比兴》对屈原的作品评价道：“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可见，屈原的作品深得《诗经》要义，讽具“比、兴”之妙。《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更将屈原赞为楚辞旗手，引领一代风骚：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从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到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从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秋风辞》，再到贾谊的《惜誓》“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返。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辩骚》中所云：“其衣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效其从容辞令，而留下诸多名篇。他们文脉相承、意气相接，词如丽锦，句若流云，尽现楚辞风流。

屈原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在辞赋之中，而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剧，乃至绘画领域，也深有影响。历代以屈原或其作品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犹如夏夜繁星，不可计数。如《渔父问渡曲》、《渔父图》、《九歌图》、《天问图》，以及民间的《潇湘二妃图》等等，皆由屈原的作品所衍生而成。

其以《涉江》为代表的记行类诗章，开创了中国游记文学的先河。其对沅水上游两岸景物的描述，几甚成为后来范山模水的范例，让人百读不厌，并常读常新。“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以终穷。”屈原的这种“宁可愁苦以终穷”，而不愿“变心以从俗”的文人品质，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文人与中国文化。

2．对楚民俗的记述丰富了潇湘文学的文化底蕴。

在屈原的作品中的《九歌》，实为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民间习祀神灵、祖先的乐歌，后经屈原采集、修饰、润色而成为文学名篇。其“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多为天神，而“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均为地祇，“国殇”实为人鬼，《礼魂》为送神之曲。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小序》中认为：“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有学者认为“乐神”实为“乐人”，即是通过祭坛这一特殊的剧场，来表现和反映人世间的“美妙纯情”与“生离死别”。如《东君》“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云中君》中的“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以及《河伯》里的“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其实际就是人间情爱的神化，以祭祀鬼神的方式传承楚国的习俗中的一种独特宗教文化。而这种宗教信仰在中原文化中早已衰落，无论儒家、法家，都很少言其鬼神。姜亮夫指出：“孔子不信鬼神，病不祷祝；法家于此，亦至严肃，而屈子文中，求占卜，求灵巫，以彭咸为仪则，大谈其天地四方神祇，屈子即使不必深信，而其为文以此为一契机，亦顺遂于其民之氏族精神而已。”①

屈原对沅湘之间的这种民间祭祀乐歌的采集与整理，对民俗文学的承袭与继承，不仅为潇湘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以别样的思想表现与创作方法为中国文学开拓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

屈原作品中对潇湘文学产生过最直接影响的有《湘君》与《湘夫人》两首诗歌。在这两首作品中第一次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了舜与二妃那凄美的爱情故事。为潇湘文学留下了自《南风》而后的又一个文学文本。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湘君》）

屈原以奇特的想象将舜与二妃的缠绵之意与相思之苦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并成为后来塑造二妃艺术形象不可逾越的底线。

关于舜与二妃，在历代文献中有许多版本，一是说舜巡南方，道死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二妃闻讯追至洞庭湖畔，因风雨相阻不得南行，自投湘水而死。当地人民立祠祭祀，把她们当成湘水女神，舜则成了湘水男神②。二是《水经注•湘水》：“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三是刘向《列女传》：“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可见，屈原的《湘君》、《湘夫人》而使舜、娥英二妃与九疑、洞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筑起了中国文学中的“潇湘”意境。

3．正道直行的高尚品质成为潇湘文人所坚守的一种操行。

虽然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由于“谗人间之”，致使怀王听信小人谗言，怒将屈原逐出都城，流放边疆。屈原对这种“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昏聩王朝，愤愤不平、忧心忡忡，在忧愁幽思之中愤而作《离骚》以抒胸中之志。屈原的这种“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的洁行，真是可与日月争光。其《离骚》、《天问》、《九章》等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而且也开拓了迁谪文学的一条新道。

屈原从庙堂之高的三闾大夫，万人之上的左徒，跌落成洞庭湖边的一位行吟诗人。从一个地位显赫的政治家滑变成一位不为人所看重的文人，生活的巨大落差，虽然给他精神造成了千万痛苦，但是令人敬慕的是，处江湖之远的屈原依然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令他烦恼且愤恨的王朝与政府。在“士无定主”、价值多元的战国时代，屈原本可以如其他名士一样，离国而去，寻找自己的乐土，可是，屈原并没有这样，而是在“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的矛盾中，仍然坚信“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对民族、对祖国、对故乡怀有如此浓烈的情感，真是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所云：“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子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此，后世学者，每当身遇民族危机、国家破亡之时，无不以注解屈原著作而为自己思想和精神的寄托。

屈原的忧国爱民思想尽现在《离骚》、《九章》、《天问》等作品中，称赞古代圣君贤臣，力赞圣主受命于天，明德在躬，惠施于民，天为置辅；主张“民之所本”，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意即希望朝廷切记关注民生、听从民意，因为得民心者才能有其国。在安邦措施方面以《大招》一文最为精要，其提出的“禁苛暴”、“善美明”、“田邑千畛，人阜昌只”、“豪杰执政，流泽施只”等等，较之《离骚》与《天问》等作品，更集中地反映了屈原的爱民理念。

屈原的这种关注民族、关心民瘼、体察民情、情系民心的士子风骨成为后来潇湘文人所追随的一种精神楷模。如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作品都表现了屈原的这种“民之所本”的政治理念，乐雷发的《乌乌歌》则反映了国家存亡关头一个在野知识分子的个人幽愤。

但是，朱大可先生在《信仰的诞生》一文中对屈原的正道直行的爱国精神进行了诸多批评。认为“屈原作为一个部落酋长（伯庸）的太子从未跟儒学发生过什么暧昧的纠葛。就其对权力、土地和世界间的渴望而言，他是一个不朽的征服者，他的全部激情都在为这种巨大野心燃烧；上古大帝高阳氏的血液在他的血脉里热烈涌动；众男神是他的亲属朋党，众女神则翩然入梦，吹气如兰；女巫为他说出铁血的预言——惟有他配做万民的主宰”①。朱大可先生认为屈原是一个悲剧式的失败的英雄，原因是“他的野心不是被挫败，就是被阴险地美饰。他所蔑视的正是他企图截取的。然而，国家及时地放逐了他，这使谋反最终丧失了对象”^②。于是，关于屈原的骚怨，则被解为屈原“全部的怒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个终生觊觎王位的政客，一个痛苦地戴着虚假的忠诚面具斥责国君的贰臣，一个对恢复祖先的巨大荣耀充满信念的战士，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羞辱呢？起初是某种比较低弱的愤怒，‘骚’在内心煎动而拂之不‘离’，随后，就演变成了有关世界逻辑力量的信念的破灭。《天问》就是问‘道’，在那里面开始了针对形而上的统驭者的诘难。而问遍了一百五十一个问题，那个最重大的追问却始终没有露面：老天给予他的全部公正在什么地方？！”③

显然，朱大可先生对屈原的这一解读具有极大颠覆性，他这离经叛道式的诠释虽然听来有些道理，但它却对2000多年来所沉积的传统理念进行了彻底的摧毁与解构，这种偏激与牵强尽管凸现着其智慧的灵动，然而其破坏却是不证自明。

总之, 回顾屈原的一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我国早期最为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作为文学家，他的《离骚》、《九歌》与《天问》，成为中国文学殿堂的一朵奇葩，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文精神，至今仍如一盏明灯，照耀在我们前进的路上，让我们迷惘的灵魂获得一时的安息与宁静。作为政治家，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但是，当他面对昏聩无能的怀王与怀王身边的那群无赖宵小的时候，却举步维艰、四面碰壁、不知所措，弄得自己流放江湖、形容枯槁，最后怀沙投江，含愤而逝，这也足见他在政途上的蹩脚。

因此，屈原的人生是辉煌的人生，但也是悲惨的人生。他的潜心创作为潇湘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的仕途却艰辛与艰难，远大的强国抱负无法实现。因此，他所演绎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文人士子的伤痛。回顾屈原的一生以及他的文学成就，用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便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