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奥修大师在《当鞋合脚时》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猎人，一个欧洲猎人，在非洲的森林里迷路了。他突然看到几座小屋。他从来不知道那个茂密的森林里还有村落，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于是，他走到那个村落的首领跟前，说道：“你们被文明遗弃了，那该是多么遗憾。”首领说：“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就怕被发现，一旦文明侵入，我们就迷失了。”

无独有偶，庄子于《逍遥游》中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回想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也就是生活在这不为外人所知的被隔离的一个孤立的环境之中。虽然印度的佛教早已传入中国，但我们的文明一直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愉悦之中。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明与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我们在欢呼与高歌声中渐渐地被推向失语症的边缘。从此在大陆的学界中不时出现东西方话语权的一种拉锯式的争斗。

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有如庄子所描述的这种樗树，在功利的价值取向下看起来实在是有些大而无用，然而，当我们用庄子的眼睛去审视它的生态之美时却发现它奇妙无穷、绝妙无比，让人迷恋不已。

于是，我从咖啡的苦涩与网络的虚拟中逃逸出来，看一看天上的明月，品一品传统文化的清茶，遨游一番潇湘的山水，似乎感觉到真像“鞋合脚时”一般的惬意。

一、潇湘文学的研究现状

关于“潇湘文学”方面的研究，从目前获得的信息和资料上看，虽然有人从地域、人文、自然等方面对“潇湘文化”有所论及，如刘汾、胡朝雯于1999年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的《试论潇湘山水对唐宋文化创作的影响》，巨传友、卫亚浩于2002年发表在《湘潭大学学报》上的《湖湘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周念先先生于1999年在《衡阳师范学报》上发表的《王夫之〈潇湘怨词〉探微》，陈心浩于1997年在《温州师院学报》上发表的《潇湘馆环境描写与林黛玉性格刻画》，台湾衣若芬博士于《零陵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潇湘文化与图绘中的柳宗元》，等等。然而，对潇湘文学的成因与流变情况的研究，尤其是当下潇湘文学的现状情况论及得很少。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一书对湖湘文化进行了比较精到的描述，但遗憾之处在于其对文学的阐析过于简练，尤其是对潇湘文学没有系统的分析。

近年来，地方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大课题。如李国文、李元洛、余秋雨、摩罗、余杰等大文化散文的热销，也就说明了人们对文学的渴望与对文化的热衷。尤其是《文化苦旅》和《怅望千秋》将文化与文学的成功整合及深度反思，可谓是走出了一条地域文化的新路。尽管在后来者的大文化散文的操作上，落入到对历史的诠释与解读，而忽视了长年沉潜在民间的逸闻趣事，但是对在野文明、异质文明、民间传统的寻觅之旅却没有停滞。如唐浩明编审、凌宇教授、刘上生教授、陈蒲清教授、余三定教授、李阳春教授等均集百家之大成，对各自领域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缕析，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进而将湖湘文化推至一种显学的位置，于是，“潇湘文学”也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潇湘文学的研究意义

潇湘文学理应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在历史上，“潇湘”的象征是极具文化意蕴的。它不仅与中国道德文化之源的“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直接派生出了中国文化中的“娥皇”、“女英”为象征的那种以思夫之痛为主题的凄楚哀伤之情。其实，在潇湘文学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支主力，那就是屈原、贾谊、柳宗元等一系列的贬谪之士而构筑的迁谪文学。因此，研究潇湘文学，其实际就是在研究中国千百年来的一种处江湖之远的民间话语，这种话语对稳定社会、调和心态、化解矛盾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当我们漫步在潇湘的文苑诗海之中时，扑面而来的是士人学子那浓烈郁结的救世热情，以及由此而生的那种炽热旺盛的政治参与精神与那救生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匡社稷于衰世、倡教化于明时的补天情结。也正是有了这种情结，才有了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才有了经沧桑而不折的儒家文化。

随着国外新儒学的崛起，传统文化对社会思想与人的行为的影响日益彰显出来。儒家文化之所以长久不衰、蓬勃发展，其原因一定是有它合理的内核，有其存在的理由。其实，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学术本无所谓古今新旧之别，也无所谓中外之分。司马谈于《论六家之要旨》中提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可易也。”①儒家尽管它守旧，但有了它，秩序井然。纵观潇湘文化，自屈原以降，贾谊、元结、柳宗元、李郃、周濂溪、乐雷发、何绍基等等，这些都是以君臣之道而事天下的大儒。他们的身体力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传统教育立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研究潇湘文学，其实际也就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的东西，使其在传承中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三、潇湘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要论及潇湘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必须首先对“潇湘”及“潇湘文学”的内涵进行界定。在过去的文化界定中，“潇湘”一词大多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广义上的称呼，即洞庭以南、五岭以北的整个湖南地域。其二是狭义上的称呼，即指湘江上游与潇水流域内的永州地区。由于广义上的“潇湘”已被“湖湘”所代之，湖湘文化早已被许多研究者所关注。而狭义上的“潇湘”流域所孕育的“潇湘文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潇湘文化”，其研究者甚为稀少。因此，本课程所研究的“潇湘文学”主要是“狭义”上的潇湘文学，即以潇湘二水流域（今永州地域内）的人、地、物、事为题材的各种神话故事、诗文笔记，以及历代流寓潇湘的文人迁客和本土崛起的莘莘学子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

因为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潇湘二水流域南至苍梧之野，北与南岳相接，可谓楚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但是其文学艺术却是辉煌灿烂，异彩纷呈。在舜帝《南风歌》的滋润下，这片土地成就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现了书圣怀素与大师何绍基，诞生了湖广地域内的第一状元李郃，孕育了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这些人物的涌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传承和光大传统文化，于此，本课题的研究主要从重点作家与重点作品入手，分析其源流，把握其脉络，认清其现状，探究其趋向。其内容包括潇湘地域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至于因文学载体而孕生的浯溪的碑刻文化、愚溪的柳子文化、道州濂溪的周敦颐文化、宁远九疑的舜文化、江华江永的瑶族文化等，在本研究中将不一一述论，将只能择其重点加以介绍。

四、潇湘文学研究中的几个主要的观点

其一，《史记》云：“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之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于是，舜便成为潇湘文学的第一象征。其仁政爱民的思想经历代儒学的不断演绎，成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但是本课题研究认为：舜而下的原始之初儒教文化并非属于居庙堂之高的道统文化之列，而是属于处江湖之远的纯民间的渴求与企望。孟子的“君轻民重”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然而，后来经董仲舒等人的不断缕析与异化，才使之成为治国安邦之经典，成为道统文化之主流，当然，这也是儒教文化与道统文化不断冲撞、不断融合的结果。但舜而后的儒家文化中的“仁政与孝悌”的人本理念，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二，舜之南巡，无论是出于本意，还是出于一种权力角逐中败北而后的结果，其本质都可看成是一种放逐。在失去权杖之后的舜帝，带着他的部属臣下艰难地行进在苍梧的山道上，远远地离开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朝廷，离开了那个让他激动奋发的都市，最后，幻化为九疑山上的一朵白云，演绎成二妃的斑竹泪。因此，舜帝而来的九疑山上的白云不是悠荡的思绪，不是自由舒展的情丝，而是一种沉滞凝重、旷古超绝、永不消散的文学愁结，成为文人所不断描摹和诉说的对象。在其衍生的众多的传说故事里，所折射出来的无处不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底层的关怀，对亲朋邻里的关爱，也正是这种关怀、关爱与同情，为中国文化的流变奠定了基础。

其三，潇湘文学中其意蕴最为丰富绚烂的是中国女性的压抑之苦的申诉与哀怨情结的外泄。这种情结的集中体现便是以娥皇、女英为代表的寻夫思夫情结和以林黛玉为代表的以身殉情的冰雪情结。这种情结的张扬与发挥，几乎可与中国的男权文化平分秋色。它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呦呦鹿鸣”的清纯之声分化出来，进而演化为古诗十九首中的凄切感伤与《孔雀东南飞》式的爱情悲剧。从《西厢记》、《牡丹亭》再追溯到历代妇女的悲歌哀吟中，我们仿若看到女性世界已经被男人尤其是男性统治者糟蹋得惨不忍睹，她们逃之一隅，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颓废中苟延残喘地活着，在气势磅礴的男性文化的蹂躏与践踏下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从而，“湘妃竹”、“湘妃泪”之类的意象，成了潇湘文学中的女性呐喊的独特写照。尽管她们的哭诉之声是那样孱弱，但还是让人们发现，在那伟岸的男性文化之外女性的阴柔之美原来竟是这般婀娜多姿与楚楚动人。因此，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潇湘文学中的女性文化，其实际就是研究社会与家庭，研究和谐的男女私爱与婚姻之基。

其四，贬谪之士的南逐，不仅直接刺激了潇湘文学的孕生，而且也带来了潇湘文学的繁荣。屈原的《天问》是介于《离骚》、《九歌》之间的一座文化丰碑，从此，它不断地激励起中国人文学者的上下求索和对宇宙空间的遐想。贾谊的辞章与柳宗元的“利安元元”之道的生民思想，又无不给潇湘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柳宗元于永州十年的吟咏，使潇湘文学趋向成熟，并达至第一个巅峰。南宋文学家汪藻于《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中指出：“盖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之故，遂名闻天下。”外来文化的滋润，使潇湘文学有了更大的生机，于是，对潇湘的人文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唐代至清代的历届科举之中，湖南共考取进士2305人，其中永州、道州就有486人，近22％。仅唐朝一代，湖南共考取的25位进士中隶属潇湘流域永州一带的就占到9人，达到36％。尤其是九疑山下的李郃不仅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状元，也是湖广地域内的第一个状元，文化与教育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其五，潇湘的山水之秀，人文之富，滋润了潇湘文化。潇湘是神奇的。其山川之迤逦，其风物之灵秀，无不撩拨起诗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将内心深处那骚动的灵感演绎成滔滔不绝的诗章，幻化成锦绣山河般的文字。尤其是倡唐宋古文运动之先声的元结，为潇湘腹地道州刺史期间，作《右溪记》开山水游记之先河，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承帝舜之仁政、哀民生之艰辛，结庐永州浯溪，刻《大唐中兴颂》于湘江之滨，从此，潇湘大地题刻成风，蔚然成为中国摩崖碑刻的第一重镇。在永州，仅宋代题刻就达300余方。此外，自唐以降，诗文大家之中几乎都有一睹潇湘胜景而为快事的感触。陆游有“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慨叹。宋迪的《潇湘八景》图不仅从视觉艺术上展现了潇湘山水之美，也给潇湘文学的吟咏增添了新的灵气。

其六，周敦颐那玄奥幽深的哲学思想使潇湘文学不再沉湎于个人的低吟浅唱，而是直达“般若”境地，让人领悟到一种彼岸世界的静美与飘逸。周敦颐从《易经》中吸取“太极”一说，加以发展，强调“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而万物以无形的太极为本”。“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他的这种辩证思维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思想，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