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下的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杨金砖

（湖南科技学院 图书馆，湖南永州425100）

 “慈善”在《新编汉语词典》里的解释为“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其实在古汉语里，“慈”与“善”则意义迥异，“慈”是一个形声字，从心兹声，本为“慈爱”之意，即指父母的爱，引申为怜爱之称。《左传•文公十八年》：“宣慈惠幼。”孔颖达疏：“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即“亲爱利子”、“恻隐怜人”谓之慈。而“善”，是一个会意字，从言，从羊，本意为“吉祥”。《说文》曰：“善，吉也。”《广韵》曰：“良也，佳也。”为“美好”、“善良”的意思。“慈善”作为一个词组，最早出现于《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故此，小言之，慈善就是人之内心深处的仁慈、对社会弱势的怜悯与关爱。大言之，慈善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崇高事业；是弘扬传统美德，彰显普世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慈善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已成为其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成为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

慈善不仅仅是一种赐予与奉献，更是一种爱心的传递和人际关系的融洽，是一种社会普世价值的体现。譬如世界许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在美国东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推销员克雷斯的汽车坏在了冰天雪地的山区。克雷斯焦急万分，假如不离开这里，他就会被冻死。这时，一个骑马的陌生男子路过，用马将克雷斯的小车拉出雪地，拉到了一个小镇上。当克雷斯拿出钱对这个陌生人表示感谢时，这个中年男子却说：‘我不要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也尽力去帮助他。’后来，克雷斯帮助了许多人，并且把中年男子对他的要求同样告诉了他所帮助的人。很多年后，克雷斯被洪水困到了小岛上，一名少年帮助了他。当他感谢少年时，少年竟然说出了那句他曾说过无数次的话：‘我不要求回报，但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克雷斯的胸中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暖的激流：‘原来，我串起的这根关于爱的链条，周转了无数的人，最后经过少年还给了我，我一生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我自己做的！’”其实，这则爱心传递的故事，恰恰诠释了当下慈善事业的价值所在。帮助别人何尝不就是在幸福自己？与人玫瑰，手留余香。救人危难，自己平安。佛教有言：“种什么因，必获什么果。”这就是人世间的慈善之爱的本质所在，也是慈善事业得以永世弘扬的最大玄奥。

（一）慈善是民生保障的基石

有人说，慈善事业发端于近代西方，是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其实不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对慈善之举非常重视。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南阳范蠡“三致千金”给贫困百姓的故事。说范蠡在协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之后，退隐江湖，跑到齐国陶地一带专心从事商业经营，几年下来，成为“巨万富贾”。有趣的是范蠡经商而富甲一方后，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家人留下多少财产，而是及时地将家中的金银全部施舍给周边的邻里百姓，去救济那些贫困中挣扎的弱者。《史记•货殖列传》曰：“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好行其德者。……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三致千金”的壮举不仅成为中国慈善史上的趣谈，而且同时也使其荣获中华慈善鼻祖的美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善”犹如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如一盏照亮黑夜的灯火，让无以数计的社会弱势和濒临苦海的兄弟得以脱离贫苦，获得生存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儒家里讲品德，佛家里求功德，道家里修道德。其实，无论是讲“品德”，还是做“功德”、修“道德”，其目的与宗旨离不开一个“德”字。而慈善正是人世间最直接、最利落的一种修“德”行为。因此，在儒释道三教中，无不以“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敬幼”、“扶弱助残”、“度人危难”为自己的最高理念与人生追求。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的快乐不是最大的快乐，最大快乐是与众人一起快乐。在正是在这些理念的驱使下，千百年来，每当饥馑来临，总有地方豪绅开仓放粮，寺院道观赐以粥饭，古道凉亭供以茶水，以给饥渴的百姓送去一份慈善的关怀。因此，翻开各地州县志书，为慈善之士立碑立传者不乏其人。如（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就有：“胡恺，字德彰，性孝友……值年饥，曲为赈济，多所存活……有声于时。”又如“蒋复春，惟仁恕谦恭，奖掖后进。……弟子员有贫者，解俸济之。当道甚重其品。”对慈善之人加以树碑立传，这显然是在传承一种慈善理念和慈善文化。

不过，在明代以前，慈善多属于个人行为，至明清朝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慈善组织开始萌生。如各地的官药局、养济院、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已普遍出现。尤其是保定育婴堂和全节堂，曾成为满清后期慈善组织的一个典范。至民国时期，虽然连年战争频发，百姓苦不堪言，但因慈善救济工作的广泛开展，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慈善组织的影响力和规模曾一度深入到各条战线。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政坛，认为旧的慈善救济不过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手段，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必须对旧的慈善机构和慈善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董必武于1950年4月26日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救济福利事业不再是统治阶级欺骗与麻醉人民的装饰品，也不再是少数热心人士的孤军苦斗，而是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并进行和平建设一系列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以发展新的人民慈善事业为名对国民政府中遗留下来的2000余个慈善机构和救济团体进行了清理、取缔、归并和改造[1]。经过这次整顿，我国的慈善事业出现了去民间化的特点，基本上由国家全面包办。随后，极左思潮盛行全国，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当作修改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认为慈善事业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亵渎，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认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天下富裕、按需分配的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从而，慈善事业在国内遭到全面排斥和禁锢。乃至在1954年到1980年的几十年里，“全国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以从事和发展慈善事业为职志的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1]。也正是由于几十年间对民间慈善救助体系的人为破坏和慈善伦理的无端批判，导致我们的许多百姓在一次次天灾人祸前面，因无法得到慈善的救济而命丧黄泉，或一贫不振。及到70年代末期，才发现我们左的结果不但没有实现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蓝图的愿景，反而使国家经济滑入崩溃的边缘。

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80年代，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提出，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认识，才终于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凌空蹈虚的理论之争，而将目光真切地集中到对民生问题的改善上。这时，停滞几十年的“慈善事业”才得以重新正名和引起社会重视。并且也真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里，政府的职能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尤其是赈灾扶贫方面离不开社会各界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广泛参与。于是，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一系列组织和机构相继成立和恢复工作，迎来了我国公益慈善活动的第一个春天。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春天里，遍及全国的捐资助学项目、医疗救治项目、扶贫帮困项目、鳏寡孤独的养老工程，以及各类赈灾活动中使成千上万的困难群众和山区失学儿童得到了必要的救济和帮助。

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管理暂行办法》、《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中税收暂行办法》等，使慈善事业一步步迈向法制化和正规化的轨道，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慈善是社会和谐的手段

胡锦涛同志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慈善事业的目的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对贫困人员的无偿救济，恰恰是实现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有效途径，是防止仇富情绪与社会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是让社会底层分享到改革开放成果一个通道，更是成功人士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平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明确要求：“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首次将“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人群”；支持“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以及加快环境保护，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公益事业上的捐赠支出，给予税收上的减免，这必将极大地激励起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认同和参与。

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物质上的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上的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拓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一种全新的慈善文化正在形成，其必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其次，从政府层面上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也是一年比一年重视。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第一次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编制并颁布了第一个《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通过政府推动、法律规范、政策引导、民众参与、慈善组织实施，形成对慈善事业发展的综合推动力。尤其是在实现小康目标，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对于组织调动社会资源，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公民素质，增强社会责任；营造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由于政府各部门的重视，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最近这十几年里，可谓是飞速发展。譬如：社会捐赠总额的逐年攀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中统计：“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10年达到700多亿。”尤其是2008年因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社会捐赠总额当年突破1000亿元，极大地缓解了灾区人民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创痛，使他们有了恢复生产自救的信心和灾后重建的基础。最近，又据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1年度，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845亿元，占中国GDP比例为0.18%，人均捐款62.7元。[3]此外，每年还有无以数计的未在统计之列的源于社区和部门间的直接对口捐赠活动，譬如，仅笔者所在的湖南科技学院，这种纯民间的捐赠估计不下100万，全国加起来，一定不是一个小数。

诚然，只有公益性慈善组织的蓬勃发展，才能形成慈善事业的强大推动力和主渠道。据资料表明：由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慈善组织，至2010年底全国已达到44万个，仅经常性的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就达到3.1万家，并且从2011年度的慈善捐助报告中获悉，各类基金会和慈善会共接收捐赠达540.89亿元，占总捐赠额度的64%。可见，社会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愈来愈大，它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就业通道，更成为扶贫帮困、赈济灾民、发展公益性事业的重要途径，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生力军。

（三）慈善是民族富强的希望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了这样一条事实：于一个社会而言，慈善虽然不是万能，但缺乏慈善却是万万不能。因为慈善这种善举，直接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观念与社会道德。在我国，由于长期左的思潮的影响，致使人际关系淡漠、慈善文化和慈善制度严重滞后，慈善事业发展迟缓，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救济力度与救济经费存在诸多不足。譬如：以公益慈善经费为例，2005年度美国各个慈善机构共收到的慈善捐款总额达到2602.8亿美元，人均慈善捐款达到878.1美元。此外，美国目前大约有120万家免税慈善基金组织，可以支配6700亿美元，资金规模占美国GDP的9%。[4]可见美国的慈善捐赠已成为每个人的义务，慈善文化已深深烙印到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富豪们在慈善事业上的慷慨之举，更是奠定了慈善事业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石。如全球巨富比尔•盖茨在其卸任微软执行董事长之后，将自己总计市值580亿美元的全部个人资产，悉数移交至“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名下，使盖茨基金会在非洲一些国家所实施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度提高，每个儿童的平均接种费用从不足一美元增加到10美元，成功地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比尔•盖茨也因此而被公推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当然美国慈善事业的发达，原于他们慈善文化与慈善制度的完备，原于他们财富观、价值观与个人信仰的高度统一。他们广泛的信仰基督文化，而耶稣认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要想获得进入天堂的机会，就必须向社会施舍自己的财富，以减轻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于是在富人中形成了一种“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与”的人生理念与慈善价值观。他们普遍认为，捐献出多余财富，让贫困的人群分享财富的喜悦，这不仅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更是发挥财富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在美国，也正是慈善事业的高度发达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本关照，才有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才有其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和世界强国的经济实力。

从美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与蒸蒸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慈善事业仍处于起步状态，有着巨大的社会潜能和广阔的事业前景。但是，也由于起步较晚，制度不健全和信息渠道不畅通，使一些体性的恶疾被带入到慈善行业。像2011年所出现的“郭美美红十字商会”事件、慈善总会冒出的“尚德诈捐门”事件、青基会旗下的“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一经媒体曝光立马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使刚刚兴旺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遭受前所未非议之苦与信任危机。于是，长春工业大学常晓宁同志在《慈善机构的信任危机》一文中对我国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缕析和阐述，认为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绝大部分慈善机构为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官僚作风使其效率低下。二是慈善组织账目不清，组织机构不透明，运营过程不公开，影响其权威性。三是公益慈善组织不公益，存在乱收费，影响其慈善形象。四是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管。五是商业活动频繁，慈善组织不像慈善组织。”[5]常晓宁同志的文章虽然说得有些刺耳，但这也的确是当下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境所在。譬如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的问题。在香港，任何一名普通“马迷”的投注，无论输赢，都知道自己的钱最终去了哪里。而国内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确是一条短腿，捐赠者常常只知到自己捐赠的钱数，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所捐赠的钱最后去向了哪里？起到了何种用途？透明产生清廉，清廉产生公信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慈善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尤其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必须通过网络媒体及时而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其善款去向的详细清单，以增强其透明度，才能赢得公众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和亲和力，也只有真正让公众放心的慈善机构，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捐赠，才能真正构筑起慈善的桥梁。

其次，关于慈善机构的民间运作问题也是我们的一个弱项。我们目前的慈善机构还基本上处于官方或半官方状态，政府管理得太死，使得我们的慈善机构办事效率低下，缺乏市场意识和运作的能力。此外，有关慈善方面的宣传也多流于形式，慈善制度不健全，对公民的慈善义务没有要求，尤其是对业界富贾没有道义上的约束和文化信仰上的引导，他们捐与不捐一个样，捐多捐少一个样，这样造成国内富裕人群对慈善事业的关注程度很不够，公益捐赠意识非常淡薄。譬如：据随机抽样的统计表明，在被抽取的10家慈善组织里，只有一家有富豪捐赠的记录，有8家明确表示没有富豪们的捐款记录，另外一家表示不确定。[6] 我认为这要破解这一困局，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在突出人之所本，突出善款的公益性与透明度的同时，加强慈善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实现民间慈善真正回归到社会、回归到民间，以提高运作效率，去营造好我们的慈善氛围与善举理念。使慈善事业真正成为民族的凝聚力和粘胶剂。

总之，慈善作为公益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国家行动，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道义。“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慈善的民族，更是一个乐于奉献与讲求互助的民族，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将慈善文化大力弘扬下去，随着慈善制度的完备，相信我们慈善事业定会踏平坎坷成大道，慈善事业的前景定会越来越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