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而又陌生

——从《风雨情爱》谈艺术真实的追求

胡宗健

（一）

胡楚鹍先生作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他创作的小说也有如他的教学一样，文气浩荡，才华滂沛。他的长篇小说《风雨情爱》，洋洋洒洒，近30万字，反思上世纪的各项政治运动，虽然没有留下主体猛然燃烧过的印痕，未能铸成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一种陌生化的历史真实，但是毕竟在历史真实的写实中，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小说主人公杨山林的哥哥和恩师席权裁被“引蛇出洞”而打成右派和将上百丘快要成熟的禾苗，挤得满满地移栽到一丘田里，以完成一丘田水稻丰产的“卫星”，前者让杨山林感到如此阴谋般地置人于死地而百般沮丧，后者让柳芬芳觉得无比荒唐。在那样一种极左的环境氛围里，只有杨山林和柳芬芳这两颗求真若渴的爱心，才让人感受到一种勃勃生机。

如果说，批判的理性是小说作品的博大的人道主义骨骼，那么，深挚的爱心则是这人道精神的血肉。理性的魅力和情感的魅力，组成了作品的价值链，并使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

（二）

小说作者是一位严谨的教师，同样是一位严谨的作家。他对20世纪50年代及其以后几年的那段历史的冷静但又热切的思考，执着地在自己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领域开掘生活，真实入微地描摹在那些浩劫年代生活中的各类典型性格，把他对生活抒写熔铸在一系列与真实生活酷似的人物身上，让人看到了那段历史的整体。笔者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在我所了解的永州两个区的中学里，就有好几位教忍受不了冤屈和侮辱而自杀身亡。小说主人公杨山林的多舛命运，正是那个历尽浩劫的年代里千万个人发生的悲剧的一个写照。

小说以杨山林为聚焦点，写诱骗你“出洞”而定你为右派；写放“水稻卫星”；写劳动之余看书学习就是走白专道路；写杨山林母亲和柳芬芳父亲因食不裹腹患水肿病而被饿死；写1959年反右倾，杨山林狠狠地反省却不能过关；写杨山林毕业后，极左派人物文克彪、赵云轩以及工宣队、造反派给他制造婚姻障碍，并将他打成黑帮，等等。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我们当年最为熟悉的众目所视和众耳所闻的一切。小说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严谨得等同于当年的历史原貌。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于此，品读胡楚鹍先生的写作，主要是以“写境”为主。

但是，小说艺术的至上追求，则是一种造境艺术的追求。小说艺术中的历史，不纯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就是小说，小说可以包孕和体现历史，但小说绝不可能照搬历史。小说是一种审美行为，它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包孕或体现历史的。倘若小说疏忽或忘却了自身的文学艺术特性，那它所抒写的等同于历史原貌的“历史”，那么小说就会落入记实读物的俗套。

那么，作家以怎样的方式来抒写历史呢？这得在“人”这一问题上下功夫。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人，体现人的天性、意志和精神，一句话，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并在这中体现中传达出作家对生活的暗示。小说靠拢历史的原貌，只构成艺术的初级方式，它暗示不了什么，更不能从同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不同的发现。而在创造性作家那里，总是充满了这种新鲜感的发现，他的历史小说，就是为这种“充满了新鲜感的发现”而存在的，而不是为历史本身而存在了。

优秀作家莫言的最优秀小说《红高粱》（其改编的电影轰动一时），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所以它有大量的炸军车，剥人皮的战争场面，但它不是为了歌颂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存在的，否则，它就没有必要花掉大致一半的篇幅去写颠轿、劫轿、野合、造酒之类与抗战无关的故事了。

《红高粱》的小说或电影的闪光之处，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体现了人，发现了人，正是通过人来表现出对于生命意志的弘扬，对人的血气与活力的赞美。无论“我爷爷”的狂言不逊或当从撒尿的撒野；无论是放肆的歌词还是无序的乐谱；无论是长达十分钟的“颠轿”场面还是活剥人皮的惨状；无论是“我爷爷”杀了那位要霸占“我奶奶”的麻疯掌柜或是与“我奶奶”在高粱地的野合，都以神话般的气势展示了人类生命力的强悍。在儒家文化和中庸之道的薰陶下，一些人变得愈来愈脆弱，甚至猥琐，奴才气十足。《红高粱》对儒家文化显然是一壶痛快的烈性酒。“我爷爷”这样的形象历史上有过。嘲弄圣人的瘪三，癫狂的五柳先生，携妓纵酒的李白，混世魔王贾宝玉，都是蔑视封建儒家礼教的典型。曹雪芹在历史中发现了贾宝玉，莫言为什么不能在历史中发现并创造出“我爷爷”呢？

所以，抒写昨天不能纯粹是我们熟悉不过的原貌，它需要与原貌不一致的奇思狂想和陌生化的历史真实。熟悉而就陌生，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真实。

昨天即历史。如果把昨天的故事真实的写下来，这种记实性的写作，写实得过甚就会常常落入历史著述的圈套。艺术创作，需要“理想”的飞翔，需要对现实的超越。但是若完全背离历史的真实，其“造境”的“理想”又会使艺术进入失真的梦呓。如何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创造上寻得一个恰切的结点，这是所有文学创作中所难以把握的问题。

（三）

杨山林和柳芬芳是小说的主要人物，这两个相爱 人都具有某种内在的同质性。杨山林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向柳芬芳展示了一片新天地，她于是感到整个身心都沐浴在他的光辉之中。因为有了他，这块极左氛围笼罩的天地间似乎有了一线生机。

但是，作为势单力薄的两个师范学生，极左势力一直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尤其在毕业以后，以文克彪为代表的极左派，为着达到自己拥有柳芬芳的目的，用尽了邪恶的诡计，把两个相爱的人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杨山林醒悟到，如果再坚持与柳芬芳的结合，对自己和她都将是灾难性的。不少人都体验过爱情的狂热和绝望，情欲的亢奋和失恋的颓废，但极少有人懂得文明人的爱是有机制制约的。为了不给自己特别是对方造成更大伤害，他痛苦地选择了放弃，并奇迹般地娶下王月英为妻。

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结局，看似有人为痕迹，但却显示了作品从内面向度出发那种难得的亮色，它使通篇通满了光明的照射。文革死于非命者自然大有人在，柳的丈夫文克彪在武斗中被击毙也就不是稀奇之事。而杨妻王月英原本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而且与柳芬芳情同姐妹，当她在重病后成为残疾，让互为深爱的丈夫和柳芬芳破镜重圆，使自己成为他们家中感恩戴德的双重妹妹，于情于理都是明智的选择。在这里，既可看到来自乡土的一种神情的东西，也可看到来自我们古代渊源久远的审美传统，不失为作品带给我们一种净化或醇化功能。

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作品听爱情描写就无可挑剔了。要挑剔的话，仍然是那个熟悉而又陌生化的问题。且不说莫言在《红高粱》里的情爱故事，就说我们人人都热爱的《红楼梦》吧。宝黛式的爱情，我们在哪个古典小说或诗歌中见到过？其新奇之处，令所有古典作品为之汗颜。再看《红楼梦》写贾宝玉出场的容貌：“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怀有。”简直既怪而又陌生！“怒”和“笑”，“瞋视”和“有情”本是两种不同的情感状态，看是多么矛盾，但仔细一想，这一矛盾形状与宝玉的整个思想作风和性格特征有着内在的联系，他对封建社会限制女子的自由，当然是心怀仇“怒”的，但以女孩子本身则藏着不尽的“笑”，这就是说，陌生中又包涵着熟悉。

熟悉而又陌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艺术真实。